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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

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

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

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02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

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

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

03

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

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

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