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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一位中医大夫陈其昌的佛医之路(李铁华)

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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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02-26

民国时期有多位名叫陈其昌的男性公民,其中两位与中医有关,一位是河南省获嘉县后寺村人陈其昌(1855-1938),字兆隆,著有《湿症发微》一书,对湿症一门独有研究 [1]。另一位即为本文所述及的民国江苏松江(今上海)人陈其昌陈其昌(1889-1968)[2],号惟心,晚署独龙老人,佛教居士,出身中医世家,是民国时期佛教社会医疗救济事业的重要推动者。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推广新中医教育,编辑推广姚心源氏《三部脉法》,晚年被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


近年来,吴平 [3]、李铁华 [4]、何昭旭 [5]、明满成 [6] 等学者,对陈氏创办的佛教组织及其参与的佛教医药慈善等事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医药学界的相关辞书、文献考证中也对陈氏有所提及,但对他所从事的医事活动及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却考证不多 [7],而且其中还有错讹 [8],如有一些中医辞书和文献研究类的著作将《肺病根治原理》一书的编著者张冠李戴为撰著《湿症发微》的河南中医陈其昌[9]。鉴于此,本文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力图对陈氏的生平和医事活动进行考述,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揭示一个并不显名于20世纪中医界的医者对推动中医发展的努力。

陈其昌居士生平述略

依据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陈其昌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热心革命,力倡实业救国;第二时期,实业遇挫,求革心之道于佛教;第三时期致力于改进中医,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现分别将陈氏人生的三个阶段做简要考述。


1.热心革命,力倡实业救国


曾任民国初徐海淮扬道尹的王曜在《陈惟心居士略史》一文中云:“幼怀大志,慷慨不群。逊清之季,居士弱冠,愤国事日非,外侮频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时革命之说沸腾全国,辛亥岁,钮惕生先生于松江设军政分府,以抗清庭,居士佐助之,并任沪宁北伐义勇军司令。家故饶裕,军费皆自己出,毁家救国,豪侠足风。”[10] 由此可见,陈氏虽出身于中医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志向却并不在行医济世。1911 年反清革命形势高涨,正在学校读书的陈氏,20岁左右,怀济世救国之志,与宰忠汉等热心革命事业之青年人发起组织沪宁北伐义勇军 [11]。民国成立后,陈氏曾留学日本,不久即回国参加全国工商会议,立志实业救国。先后在上海等地参与或发起组织五族少年保国会 [12]、民业银行、民业锡湖铁路 [13],但终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他人诽谤[14]、列强干预和官府不信任[15] 等,先后皆以失败告终 [10]。后曾任职于厦门运副公署,但因眼疾而去职 [16]。


2.实业遇挫,求革心之道于佛教


陈氏出身的家庭不仅有习医传统,而且有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他的祖母和父亲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陈氏曾自述信佛机缘道:“幼时尝见先祖母庄太夫人供奉观音,长斋念佛,心窃喜之,时常伴同先祖母礼佛念佛,遇有疾病,辄求炉丹,一服而愈。早知菩萨之有求必应,不可思议矣。及长,肄业学校,从事革命,奔走南北,无暇及此。然敬佛信佛之心,未尝一日少衰也。”[10] 陈氏自小受祖母和父亲影响,对佛教本就有好感,但因青年时期热心革命,并无专心事佛之举。后来,“居士感世风日下,人心浇漓,惄焉伤之,深悟中山先生革命须先革心之言,进求革心之道于佛教。息影旧都,致心佛法,遂皈依现明、光明、印光三法师,精进修持,自行利他,一以净土为指归。去秋于沪上创办观音救苦会,发刊《大生报》,劝人戒杀放生,持斋念佛,向化者颇众。”[16]辛亥革命后因立志实业救国而屡遇挫折,无端遭人猜疑,加之身患眼疾等原因,于1926年起正式皈信佛教,1929年依北平广济寺现明和尚受菩萨戒,正式成为佛教居士 [17]。1935年后,组织创立观音救苦会、上海佛化医院、大生书药局、大生报等事业,对佛教弘法利生事业的发展多有推动。


3.改进中医,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陈氏出身医学家庭,其父陈叔廉(1866- 1932),字铭,号九峰樵子,曾患肺病近二十年,屡投中西医药无效,时愈时发,因之披阅《黄帝内经》,总结出一套预防治疗肺病之经验。民国九年(1920)在上海英租界爱文义路创办中国肺病医院并任院长,著有《灵素肺病通论》一书 [18]。陈氏受其父影响,自幼即习医,后因实业救国之志受挫,遂立志以医济世。1917年前后,陈氏始寻师访友,切磋揣摩,曾先后跟随前清太医院院 判王汉臣,天津名医张锡纯,上海和平医社社长姚心源等学习中医。此后,陈氏即委身于中医学的研究和诊疗实践,曾先后充任平汉铁路医院中医科主任、平绥铁路居士林卫生部主任、中国肺病医院院长、中国经济信用合作社医药顾问、上海市中学校医药顾问等职,在松江、上海市区开 办诊所,创办上海佛化医院 [19]。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陈氏不与日伪合作,停办上海佛化医院,避难苏州,与姚心源医师一起精研医学,编著医书 [20]。抗战胜利后,陈氏返回上海,除继续编著医书,还力图复兴上海佛化医院及中国脉学改进会,亦曾尝试编辑医学期刊、创建药厂、举办新中医讲座等推动中医学发展之活动 [21]。新中国成立后,陈氏继续编辑刊印中医书籍,实践推广姚心源氏三部脉法,1962 年被聘为上海中医文献馆馆员,直至 1968 年在上海去世 [21]。


陈其昌居士医事活动考述

纵观陈氏一生,早年热心革命和实业救国,也曾致力于佛教弘法事业多年,但就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和贡献而言,还是在研究和实践中国传统医学。


1.精研医学、著书立说,阐述医理


陈其昌曾在《陈编姚氏汉医三部脉法•跋》中云:“吾以家学渊源,自幼知医,及长,复游于北京前清太医左判王汉臣御医之门,并问业于天津衷中参西医学社社长张寿甫老夫子等处。”[22] 陈氏本即出身医学世家,后经多年的游访学习和诊疗实践,至1933年始有《民间医药常识》等著述之发表。八年抗战期间,陈氏曾避难苏州,“日与姚心源氏,埋头苦干,精研医学,风雨一灯,艰苦备尝。所幸八年抗战期中,已将《脉理三部比拟论》《病理脾胃三焦论》《药理变质染色论》,以及《叶天士未竟之空窦(即脑病)学说》,均已完成,对于中医前途,殊有光明”,“愿将继古开来综集大成之伟大工作,贡献于世”[23]。

他亦在《中医考试进修必读•自序》中云:“其昌对于医学,寻师访友,切磋揣摩,垂三十年矣,乃荟萃中医五千年之精华,融通一己三十年之心 得,编成《新中医丛书》二十四种。”[20] 也就是说,截止1936年,陈氏编著各种医学论著达二十四种之多,不过这些著述现多已不存,能够见到的多是刊载在陈氏所编印的医药期刊中,且篇幅多很简短。姚心源于1942年去世 [24],抗战胜利后,陈氏继承姚氏之遗志,先后编有《汉医三部脉法》《陈编姚氏汉医三部脉法议程》《中国科学脉法》等,对姚氏之学说广为宣传和推广。姚氏之三部脉法 “悉佐之以近代物理学,苟不能与物理学相通者,皆不采用。章句文法,取撰于《素问《灵枢》,力避新式名词,所以示中医固有之学术也。”[20]30-32由此可见,陈氏之医学理论受姚心源氏影响较大,后来之著述多承继姚氏之学说。姚氏之脉学乃是引入现代科学理论,以改造中医学传统脉理学说。陈氏编著的脉学著作,既遵循姚氏既有之学说,亦有陈氏自身诊疗实践经验的思考和总结。如陈氏认为,“考人身之脉,中医以为血巷、气街之合也。换言之,中医之所为脉,亦即神经与血管之合也。”[25] 这些认识就是陈氏结合近代西医学说对脉学的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受到同仁丁福保的认同和赞扬 [25]2。

陈氏除了编辑校订刊刻姚氏著作外,亦曾编辑出版其父陈九峰之遗稿《灵素肺病通论》,结合其父的著作专门针对肺病问题进行了讨论,保存了民国时期民间中医治疗肺病的经验。


2.创办诊所、医院、药厂等医药组织,积极服务社会


陈氏业医之后,除在平汉铁路医院、平绥铁路居士林卫生部短暂任职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和苏州从事诊疗活动。他曾于1931年在松江开办诊所,宣称善治内外妇幼眼科疑难险症,外科不用刀针。1935年陈氏联合上海佛教界法师居士筹划在上海创办佛化医院。在李慧澄居士等佛教界人士的支持下,在先期开办诊所的基础上,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上海佛化医院于 1936年12月16日 [26]在上海霞飞路金神父路(今淮海中路瑞金二路)北口乐善堂旧址正式开业 [27]。该院除设有董事会和住院部及各科室外,还设有念佛堂,吉祥室等。主要职员除正副董事长和董事外,有常住医师、特约医师、药剂员、看护员、办事员若干人。经费主要来源于陈氏自筹及佛教界居士的捐助 [28]。医院开办将近一年,后因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而停办。抗战胜利后,陈其昌又在佛教界的支持下,在上海南市大南门外灵山寺重新复办上海佛化医院 [23]。该院除面对社会开展诊疗活动外,还举办中医讲座,宣传中医知识。因陈其昌为佛教居士,创办医院又得佛教界之支持,因此医院“以佛学治人心病,医术疗人身病,身心兼治” 为办院理念,在积极治疗身病的同时,融入了佛教的心理疗法、信仰疗法,推行临终助念等。

除此之外,陈氏还曾在苏州观前街,上海牯岭路、仁和街、林森中路恒德堂等地开设诊所。还曾发起创办其灵制药厂,研制有防疫治病特效药其灵丹(曾名观音救苦丹),外科伤科、花柳科皮肤科外治特效药其灵膏,小儿特效药快活灵及拟发行之退热特效药等二十余种[20]30-32。

3.编辑医刊、举办讲座、创办医学院,力倡建设新中医


陈氏先后编辑出版多种医学报刊,如《医药常识病家福音合刊》《中医防痨运动专刊》《新中医世界》《和平医药报》等,还在《申报》《大生报》《丹方杂志》《现代医学杂志》等报刊上阐述其对疾病、药材、中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如陈氏所编辑之《医药常识病家福音合刊》,有一“医药常识专栏”,通过对话的形式,论述了民间医药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中医应重视对民间实用医药经验的挖掘整理 [29]。又如其编辑发行的《新中医世界》,宣称要“改进中国医药成为科学化,发扬中国医药广为世界用”,“纳世界知识于中医,广中医学术于世界”,“以期完成中医建设之新局面,深入民间,推行世界”[30]。


陈氏还举办中医讲座,创办新中医学院,复办姚心源氏所创办之中医脉学促进会,编印中医考试进修教材,传业授徒,号召中医界共同研究,以期推动中医革新。1930年代,他即在上海佛化医院举办中医讲座,邀请龚醒斋讲《中国按摩术在医学上之地位》,姚心源讲《三部脉学》。陈氏多年学医行医后,对中医界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他在《中医考试进修必读•自序》中云:“近来中医,水准不一,高者固有而低者亦多,新者太新而旧者仍旧,其故大都由于师传其弟,父传其子,苦无标准教本耳。”“乃将标准原则,临床认识,三焦通义,诊断学,方剂学、药物学,六种。并附以考试须知,临时约法等类,先行出版,聊作考试之津梁,进修之门径,庶几温故者既可以知新,浅尝者亦可以深造。”[20]12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创办新中医学院,举办新中医科学脉法讲座,吸引了全国各地一批医学爱好者跟随其学习中医学和三部脉法,如高邮陶秀之、上海张云谊、定海周大成、绛县胡福海等。解放后,仍不遗余力在上海开办“陈其昌中国哲学医学讲座”,宣传推广三部脉法,培植医学人才 [31]。


4.施诊送药,热心社会医药慈善


陈氏在《佛医新建设创刊宣言》中云:“佛、医两大因缘,本为我家世世相传之秘宝,而亦为救世救人之大道也。其昌负此佛、医两大使命,卅余年于兹矣。”[21] 陈家世代信佛从医,受佛教悲救世和福田思想影响较大,其父九峰老人在世时,即“勇于仁济”,在其创办的中国肺病医院中,对赤贫之人“送诊给药”[32]。陈其昌继承乃父之遗志,早在民初(1912)担任上海五族少年保国会会长时,就与同人筹设戒烟会,对贫民实行免费 [12]。后来从事医学研究与诊疗实践,更在其创办的诊所、医院中为贫病之人送诊给药,尤其是对于佛教信徒则给予完全免费 [33]。如1935年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向玉佛寺、国恩寺、极乐阁的法师施诊送药一百多次,向其他会员送诊一百多次等 [34]。他亦曾与崇信观音同志会、中国放生基金会合作,共同捐出药资和诊金,以优待券的形式向社会上招募或赠送,以达到为贫病人员送诊施药之目的。《申报》上更是多次登载有陈氏向灾区和战事受伤人员捐药捐款的事迹 [35]。他还通过多种方式向全国各地赠送其自制之其灵丹、救苦水等药物。


三、
陈其昌居士医事活动的特征与局限

陈氏出生于清末,成长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年生活于战乱频仍时期,晚年又经历了新旧社会的转换。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人一样,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又深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一方面保持着传统士人的济世救国情怀,另一方面个人的理想和追求又常常被激烈动荡的时局粉碎。只有不断地调整自我,适应社会的变迁,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实现自身的价值。陈氏由于家世关系,由革命、政治而转向佛教和医学,并最终把自身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了推动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上,当然这种传承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1.兼采诸说,民间医学色彩浓厚


从陈氏自述的学医经历看,他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主要受其父陈叔廉(九峰)的肺病理论和民间医学思想、王汉臣的宫廷医学观念、张锡纯(寿甫)之中西医融汇理论和姚心源氏之复古脉学理论影响较大。加之陈氏一生笃信佛教, 亦常把佛教的“身心兼治”思想和持咒治病观念融入其医学思想和实践中。


2.钻研脉学,保存和发展了姚氏脉学理论


就陈氏的医学研究而言,他在脉学方面钻研最勤,对姚心源氏《三部脉法》的编辑校订和刊印为后世保存了医籍。姚心源氏针对西医对中医脉法的质疑,经过近20年研究后于1930年提出“三部脉法”理论,后由陈其昌、张子英各自于1930年到1950年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与推广,后被称作脉学复古运动 [36]。比较陈、张二人对姚氏脉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虽然陈氏在传承创新方面略逊于张子英,但其对姚氏脉学理论的保存则更为完整和系统,这大概是因为陈氏后来一直跟随在姚氏身边,直至姚心源氏去世,与姚氏有更多的切磋琢磨,而张子英氏则于抗战爆发后一直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与姚氏的联系完全中断 [24]20-21。因而,陈氏先后编辑出版的关于姚氏的脉学及其他著作较好的保存了姚心源氏的论著,对我们研究姚心源氏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及脉学复古运动有重要参考价值。


3.才高意广,各类医事活动缺乏持久性


从陈氏的相关著述和友人的评价看,陈氏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对医学的研究和实践也较有热情,相关著作中对中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也确有独见,但其行事过于铺张,又困于时局之乱,诸多医事活动都难以持久。就医事活动而言,其曾倡办过医院、诊所、医馆、药厂、学校、杂志、报刊等诸多事项,但都是停留于书面上的缘起、简章,就是维持时间较短,其长者一年有余,短者则不足两月。陈氏的做事风格受到了当时著名佛教法师印光的批评:“所立功课,若绝无一事,尚可办到。尚有父母妻子,而又遍医各症,请无不应。只此一事,尚难应付,况朝午晚之功课乎?阁下与光,完全异趣。光一味简略,阁下一味铺张,祈勿来为妙。”[37] 这种过于铺张的做事风格,也是导致陈氏一生在医学上并无重大突破的一大原因。


4.医佛互融,借医弘教与借教扬医并重


近代以来,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和医学,同样受到西来文化的冲击,面临诸多挑战。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兴起,佛教遭受沉重打击;而“废止中医”思潮自清末至民国亦甚嚣尘上,终至发展成为“取消中医”“限制中医” 的运动。而与此同时,佛教界和中医界皆奋起而抗争,在此过程中,既有佛教界借医弘教情况,亦有中医界人士借佛教而扬名于社会的现象。如佛教界的太虚法师、印光法师、道生法师、弘明法师、王一亭、聂云台居士等号召或支持佛教界通过创办医院诊所、施医送药以扩大佛教在社会上之影响,促进佛教改革。而中医界则如丁福保、马问我、邹代权、唐吉父、陈其昌等,他们创办或参与佛教界开办的医院诊所,或在佛教界创办的佛教期刊上发表医学见解、发布送诊施药信息以扩大医学界对于佛教菩萨救度精神的实际践行影响。

陈其昌作为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把以医弘教与借教扬医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民国佛教和中医两界共谋发展的典型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佛教界与中医界联合开办了许多慈善医院、诊所 [4],改革开放后广东等地也出现了佛教出资、中医界出人才的慈善医疗模式 [38] 等,都是这种影响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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