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岘的《魏氏家藏方》宋刻本，于淳祐元年（1241）由旅宋日本僧人圆尔辨圆赍携而去并藏在东福寺的普门院中。从那以后，该书在日本的流传从未间断。我们依据前人记载，对《魏氏家藏方》在日本的具体流布做历时探讨，以期为当下发掘、整理海外中医善本古籍，进而深入进行中日甚至东亚传统医药知识的交流研究提供助益。

【关键词】《魏氏家藏方》 圆尔辨圆 中医文化

《魏氏家藏方》于南宋宝庆丁亥年（1227）在浙江鄞州碧溪，由作者魏岘主持第一次刊刻，之前是否有抄本流传不得而知。该刻本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流入日本后，便开启了这部宋版方书在日本的收藏、影刻、抄写、校注与研究的流传史，成为中日医籍交流史上的典型代表。

一《魏氏家藏方》在室町时期的流布

（一）1241年圆尔辨圆携归日本

圆尔辨圆（1202～1280），临济宗著名禅僧，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他于嘉祯元年，即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从日本乘船到南宋明州（今宁波），并在净慈寺和灵隐寺求法，遍参知识，拜于无准师范门下。淳祐元年（1241）他与师傅无准辞别，赍携近千卷的中国书籍回到日本，并将这批书籍入藏于京都普门院中。

据载，“又辨圆携回者，多为佛教经论章疏、僧传、禅籍、儒书、诗文集、医书、字书等。辨圆自作三教典籍目录，惜未传至今。幸东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辨圆法孙），调查普门院藏书之残书，《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藏于东福寺塔头常乐寺。此目录见于木宫泰彦氏著《日本古印刷文化史》中，择略于次：经论章疏百七十余部三百七十余卷册，僧传、禅籍、儒书、诗文集、医书、字书等二百三十余部九百六十余卷册，以上《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当中，有台宗十类因革论四册、四明十义书科一册、四明十义书二册、山家义苑一册，圆悟录二册、佛祖宗流总图一帖六书，今藏于东福寺。大正七年十一月第四回大藏会所陈列，寺传为辨圆请来，宋版有普门院藏书印，表纸等也有圆尔墨书。在其目录所见有魏氏家藏，现为宫内厅图书寮所藏。该书为宋宝庆三年（一二二七）椠本，有普门院藏书印”[1]。由此可知，《魏氏家藏方》宋刻本由圆尔辨圆于淳祐元年（1241）从中国赍归日本。

（二）《魏氏家藏方》藏于普门院

据《经籍访古志》所载，“叹龄既至六旬余歌一首。屋代轮池弘贤尝鉴定为圣一国师书”[2]，即知圆尔辨圆60岁时正值日本弘长二年（1262）。这时《魏氏家藏方》宋刻本入藏普门院已经21年，且藏地并未发生变化，卷册是否残缺尚不得而知。前文已经交代，大道一以于南朝正平八年（1353）在调查普门寺残存藏书后所撰《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中有见《魏氏家藏方》一书。这是《魏氏家藏方》宋刻本流入普门院112年后再次编撰的书目。由此可知该书的藏地仍未发生变化，但是未著录册数。该书在此时是完本还是残本仍不得而知。

此外，日本僧医梶原性全约于1331年编撰了《覆载万安方》62卷，该书是“镰仓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汉方医籍之一，也被誉为日本医学界之集大成者”[3]，梶原性全在编撰这部方书时就曾参阅《魏氏家藏方》并征引其中的方剂方论，如“枣肉圆、黄耆散、补髓青娥圆、神仙青娥圆、独活散、石斛浸酒、秋实丸、补心血固精、胜灸丹、风痹方诀”[3]等共计11首。《覆载万安方》原稿已失传，但是该书的流传并未终止，至今该书仍有抄本和影印本流传。因此，《魏氏家藏方》中征引的方剂也随《覆载万安方》的散布而流传。同时，《魏氏家藏方》也为《覆载万安方》的编撰提供了方剂文献来源。

二《魏氏家藏方》在江户明治时期的流布

据目前所能查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魏氏家藏方》在江户明治时期的流传途径有民间收藏与官府收藏两种。该书除了最初普门院所藏的刻本外，还有不同的抄本。这些不同版本的《魏氏家藏方》又有各自不同的流传轨迹。

（一）普门院藏本在日本的流传

第一，普门院所藏宋刻本《魏氏家藏方》流入多纪氏手中。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本《魏氏家藏方》[4]中可见普门院印记、广寿院架藏的藏书印。“广寿院架藏”为二代多纪元德（1732～1801）的藏书印。

明和二年（1765），“多纪元孝在神田佐久间街的天文台遗址上设立医学馆，名为跻寿馆”[5]。其与子元德“专奉汉唐疏传，首倡考证学，近世称宋版、明版等，尊旧椠古钞之事由其而起”[5]。因此，医学馆中的医家们不仅插架藏书，书种类丰富，数量庞大，他们还精于鉴别书籍版本，其中不乏大量从民间收购而来的宋版医书。此外，医学馆的创始人多纪氏父子非常重视古医书的收集、研究，又因其世代在宫廷为医，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幕府所藏的医书。同时，他们在官医系统中居于要职，又可借工作之便，“能够自由借抄乃至出版幕府、京都明刹、各藩府、医官名家的医书”[5]，或是借抄，或是收购。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门院所藏刻本《魏氏家藏方》便从京都东福寺普门院中流入多纪氏手中。

“《经籍访古志》中著录《魏氏家藏方》，该书存有10卷，卷三缺，聿修堂藏。”[2]那么，江户时期流入多纪氏手中的宋刻本便是残本。多纪元胤在文政九年（1826）编撰的“《聿修堂藏书目录》中著录《魏氏家藏方》宝庆开影10卷，11册，宝庆丁亥开影，原本缺第三卷，宋魏岘撰”[2]。同一时期医学馆内的小岛宝素（1797～1848）在“《宝素堂藏书目录》中著录《魏氏家藏方》10卷，3册，景宋本第三卷缺”[2]。由此可知，江户时期《魏氏家藏方》宋刻本有了10卷3册的影本。

第二，多纪氏转藏普门院藏宋刻本《魏氏家藏方》流入江户医学馆。明和二年（1765），丹波元孝便在从幕府租用的土地上创立了从事医学教育的跻寿馆，后于宽政三年（1791）改为官营模式，并且更名为医学馆。

医学馆除了招生培训医学生，还从事医书的校订与刊印。馆内的众多医家藏书颇丰且长于医书考证，医学馆又能借助馆主多纪氏的力量而访求日本多个医家、古寺及各藩府所藏的医书，并能够抄写、校正或再次出版医书。因此这一时期医学馆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源源不断地收集古医书。天保二年（1831）多纪元坚开始在医学馆内担任医师，除了看病诊疗外，还负责教授医学生。四年之后，他又入幕府，御侍将军左右并为其诊疗。因其医术精湛，晋升官医之僧阶，受最高位法印并获号乐真院。多纪元坚于“天保十四年（1843），献百部医书于医学馆”[5]。今存宋椠本《魏氏家藏方》中有江户医学藏书印。至此，多纪氏所藏普门院宋刻本《魏氏家藏方》流入江户医学馆。

第三，江户医学馆转藏普门院藏宋刻本《魏氏家藏方》流入日本宫内厅。江户医学馆的藏书有天保十四年（1843）多纪元坚捐献的百部医书中，还有红叶山文库所赐的医书，也有借其馆主职务之便影印或抄写所得的医书。因此，江户医学馆中的藏书主要是多纪氏所藏的手跋本或江户时期医馆刻印的医书。

明和二年（1765），多纪氏初建跻寿馆，江户医学馆的藏书移交幕府，归幕府所有。明治17年（1884），幕府将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及之前所收江户医学馆的藏书移交给图书寮。明治29年（1896）又经过筛选，将之前图书寮中的善本献纳于宫内省。据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本，《魏氏家藏方》中钤印日本政府的藏书印。至此，江户医学馆所藏普门院《魏氏家藏方》，宋刻本流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至今且存。

大正12年（1923），神田喜一郎（1897～1984）负责整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中的汉籍藏书，于昭和4年（1929）编撰目录书，“《帝室和汉图书目录》中著录《魏氏家藏方》，宋魏岘撰，宝庆三年，10卷11册。《帝室和汉图书目录》中著录《魏氏家藏方》10卷，首1卷，11册，宋刊本”[2]。但是《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和《宋以前医籍考》两部目录书均未对《魏氏家藏方》残缺情况作以著录。

（二）普门院藏本的抄本流传

第一，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所藏江户抄本流入红叶山文库。今日本公文书馆藏《魏氏家藏方》一部，该书系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所藏，后归于内阁文库，江户时期的3册写本，第三卷缺，其他信息暂无。

江户时期，属于幕府的红叶山文库实为国家图书馆，其中藏有幕府统治以来所收集的大量古籍。此外，“将军家有许多来自诸大名等奉献的贵重书，当时献上国内新刊的书被视为一种义务”[6]。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大名之一。“毛利高标藏书丰富，又擅长古籍版本的品鉴。文政十一年（1828）他的孙子高翰，将其祖父所珍藏的汉籍一万七千余种共两万七百余册献纳于江户幕府”[6]，这些藏书中，不乏宋元刊本、江户时期的写本等，江户幕府将毛利高标本藏于红叶山文库中。明治18年（1885）创建内阁，红叶山文库便改为内阁文库。至此，毛利藩主毛利高标本所藏书籍流入红叶山文库中，后改为内阁文库，现今存于日本公文书馆之中。

毛利高标喜爱收藏图书，尤其是珍善本古籍。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江户时期《魏氏家藏方》抄本流入毛利高标手中的具体时间、方式等已不得而知，但是据其生卒年来看，大致推得该书在江户中期流入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手中，或是由他人进献，或是由购买得到。另2010年曹洪欣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及郑金生主编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中均收录内阁文库本日人抄本，即毛利高标所藏的日人写本。至此，该本又一次流入中国并有了201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及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

第二，鹗轩文库抄本重抄本流入三井文库。今日本三井文库中藏《魏氏家藏方》一部，该书是鹗轩文库抄本重抄本，10卷，5册，第一、三、八卷缺。宝历十二年（1762）磐城绪方修据望月乘藏抄本重抄。其他信息暂无。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学教授土肥庆藏（1866～1931）号“鹗轩”，鹗轩文库为其所有。土肥庆藏收藏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的日本著作，共收藏书籍7898本。在他的藏书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古医书，如医学、本草类书籍。鹗轩文库中的古医书在土肥庆藏教授去世后分别流入三井文库与东京大学。而他所收藏的《魏氏家藏方》抄本重抄本于昭和25年（1950）被三井文库收购，至今且存。

清代考证学发达，江户时期日本学术也受其影响。由此，日本医学流派中有了所谓的“医学考证派”[5]。医学考证派并不局限于医学著作本身的考证研究，对医书内容或涉及的问题也予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多纪氏父子，他们对多部中国药典方书进行辑义、汇考或述义。

多纪元坚于嘉永元年（1848）编写的《杂病广要》[7]4-158一书中对不同疾病进行医学论证，在相应的疾病治疗中对诸多方书中的方剂予以汇考，其中在治则治法中所用《魏氏家藏方》的方剂有9首，其中7首概貌如下。

利气镇逆诸方：对众多方书中治疗鼻衄的方剂进行筛选，征引《魏氏家藏方》中的黑锡丹，足以看出他对黑锡丹临床实效的认可。

利气诸方：认为姜香散在止血方面效果好，对肠脏虚弱或脾胃虚弱的病患又分别进行论治寻觅。

温中补虚诸方：收录《魏氏家藏方》中的方剂3首，可见他充分认同这3首方剂的临床效果。

补心调肝诸方：收录《魏氏家藏方》中的辰砂秘真丹，认为在补心气调肝肾方面，该方效果良好。

润补诸方：收录《魏氏家藏方》中的清膈散，认为该方剂在治疗脾气虚弱、疸热方面临床效果好。

解毒方：收录《魏氏家藏方》中的千蛊酒，多纪元坚对该方的来源进行考证，最终认为该方出自《苏沈良方》。

咳疾方：收录《魏氏家藏方》中的八宝散，除了对此方剂临床效果大加认可外，也对该方剂的源流演变进行考证，并在按语中列出。

多纪元坚对《魏氏家藏方》所载录的方剂进行考证，同时也对该书中载录的医学知识、理论及医学思想进行研究与应用。《魏氏家藏方》为多纪元坚编撰《杂病广要》提供可参考选用的良方。《杂病广要》出版后便由日本流向中国，至今仍有众多学者将其作为参考或是进行研究。《魏氏家藏方》中被摘录的9首方剂，也因《杂病广要》的征引而得以在中日之间广泛流传。

三《魏氏家藏方》的现存藏本情况

现有全国汉籍数据库——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在线阅览系统正在运行，该数据库涵括全日本的高校图书馆，国立性、地方性图书馆以及财团法人的私立图书馆等共计55个，录入数据748586个。数据库中古籍已著录书目信息，没有收录文本，但为了能够让相关读者在文献资料查找中区分不同版本，相应的书目信息栏中附有卷头的影印件。目前，数据库中已影印卷头的中文古籍文献几近万部，部分书籍在数字化处理后可在线阅读。笔者在全国汉籍数据库———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检索发现，日本多个图书馆收藏有《魏氏家藏方》的不同抄本，具体如下。

东北大学图书馆：《魏氏家藏方》写本，3册，江户时期，第三卷缺；国立国会图书馆：《魏氏家藏方》写本，9册，江户时期，第三卷缺；公文书馆：《魏氏家藏方》写本，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本，内阁文库，3册，江户时期，第三卷缺；立命馆大学图书馆：《魏氏家藏方》写本，3册，江户时期，第三卷缺；三井高坚三井文库、鹗轩文库（土肥庆藏氏）本《魏氏家藏方》10卷，缺卷第一、第三、第八，5册，宝历十二年磐城绪方修据望月乘藏抄本重抄；杏雨书屋：《魏氏家藏方》写本，5册，享和二年（1802），第三卷缺；杏雨书屋：《魏氏家藏方》手写本，4册，宽政元年（1789），修元亮与住草屋校，第三卷缺；东京大学人文研究中心：《魏氏家藏方》，顾延龙等辑，1995～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江户时代抄本，第三卷缺；宫内厅书陵部四〇三函一〇一号《魏氏家藏方》宋刊本，11册，首1卷，第三卷缺。

目前，日本各大图书馆阁所藏的《魏氏家藏方》一书情况如下。（1）《魏氏家藏方》抄本均写于江户时期，册数不一，均缺卷三，有3册本、4册本、5册本；（2）《魏氏家藏方》有宋刊本、宋刊本影本，又有写本、抄本重抄本，也有抄本校注本。东京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所藏的影本，被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中。目前，通过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可以查找《魏氏家藏方》这部方书在日本的馆藏情况。但是这些善本还未实现数字化，不能在线阅览，对于书中是否有抄者信息、跋语等尚不可知。因此，海外中医善本古籍回归的意义及重要性尤为突出，并且任重道远。

四《魏氏家藏方》日本流布脉络图

笔者梳理《魏氏家藏方》在日本的流布，现制作流布脉络图如下。

五《魏氏家藏方》东传对日本医学的影响

《魏氏家藏方》在中日医药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葛兆光先生曾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理念，即超越传统中国疆域，涉及周边。因此，我们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将该书置于日本传统医学发展之中来探讨其对日本传统医学的影响，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为日本汉方医书的编撰提供方剂方论的来源。日本僧医梶原性全约于1331年编撰了《覆载万安方》62卷，该书是“镰仓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汉方医籍之一，被日本医学界推崇为本邦方书之大典”，又“镰仓……编集医方，既有临证实用性，又不需专门教授。总之，就当时的日本医学水平而言，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宋代的医学范畴，只能是摘抄编集，取其所长，录其所需”。[3]而梶原性全在编撰这部方书时就曾参阅《魏氏家藏方》并征引其中的方剂方论，如枣肉圆、黄耆散、补髓青娥圆、神仙青娥圆、独活散、石斛浸酒、秋实丸、补心血固精、胜灸丹、风痹方诀等共计11首。因《魏氏家藏方》流传日本，成为日本早期方书编撰的资料来源。另有多纪元坚约于1848年编写了《杂病广要》40卷，将各家论说汇纂其中。鉴于“杂病之疗过于伤寒，而杂病诸方之芜杂更甚于伤寒”[7]2，故在编撰《杂病广要》这部医书时，摘辑了我国古代医籍中有关内科杂病论述的专著，分为外因、内因、气血、脏腑、身体五类，列中风、虚劳等病症73门，包括附病在内共85种。书中对不同疾病进行医学论证，在相应的疾病治疗中对诸多方书中的方剂予以汇考，其中在治则治法中摘用《魏氏家藏方》的方剂9首。综上，《魏氏家藏方》这部宋代较有影响的私家方书流入日本后，因其载录的中医学知识及其所具有的临床价值而被日本不同时期的医家参阅。医家们在编撰医书时也征引该书中的部分方剂方论。该书为日本汉方医书的编撰提供了方剂方论的来源。

第二，为日本传统医学考证派的汉方研究提供研究素材。江户时期日本医学考证派的医家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江户医学馆中的医家，又是医学馆中的教师，在医学馆内的实际教学中，就需要对所教授的医学经典进行详细而精当的解释。医家们对多部中医书籍进行校勘学等书志学层面的考证。其中多纪氏、小岛氏、涩江抽斋、森立之等从目录学角度对《魏氏家藏方》加以探究，包括其撰者、卷册数、版本、收藏及流传情况等。这就为医学考证派对宋刻本《魏氏家藏方》所载录医学内容方面的考证研究打下基础，并为日本传统医学考证派的汉方研究提供了研究素材。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内容。《魏氏家藏方》中载录方剂、记录宋及宋以前的中医学知识，并且具有丰富的临床价值。该书流入日本，不同医家参阅并征引该书。他们在肯定该书医学价值的同时，也结合自身的医学理论将其进行“再整合、再创造”，从而具有日本汉方医学色彩。《魏氏家藏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内容。

六《魏氏家藏方》在日本流布带来的启示

《魏氏家藏方》经由圆尔辨圆自宋带回并入藏普门寺，后流入多纪元德手中，后辗转入藏江户医学馆，今藏于宫内厅书陵部，流布长达七八百年仍保存较为完好，同时，江户时代还掀起了《魏氏家藏方》写本传抄的繁盛，直到今天仍能在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查见8部这一时期的写本。对此，我们从该书在中日间的流布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书籍的流布命运与其刊刻、保管及研究紧密相关。医书作为中医知识、理论、文化的物质载体，其自身就是独特的生命体，在实际流传中繁衍。流传过程中，该书散布于不同地方。书籍的刊刻则是该书流传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刊刻、保管又促使该书的进一步流传。此外，流传过程中对该书本体、内容及所载医学思想的研究，又助推了《魏氏家藏方》的流传。因此，书籍的流布命运与其刊刻、保管及研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第二，重视中医书籍，继承中医知识，发扬中医文化。中医药在我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科技中是历史相对悠久、体系相对完整、应用相对普及的，同时中医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符号[8]。《魏氏家藏方》作为独特的载体在中国与日本间流传，正是因为其自身载录的中医学知识、中医文化以及丰富的临床价值。中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中医书籍得到妥善保管以流传，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医知识，发扬中医文化。

第三，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的回归，任重道远。回顾历史，中医在古代世界医林中一度处于前列，大量医籍被刊行，它们不仅在国内流传，而且“走出国门，不断流向海外”[8]。当前大量中医古籍散布海外，其中有不少在国内已经散佚。对于这些具有极高医学价值的医籍，需要我们总结前辈抢救回归佚散海外中医古籍工作的经验，继续调查与整理医籍。从郑金生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来看，当前回归的医籍多为亚洲地区所藏，尤以日本为主。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大型图书馆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医籍存放。目前我们已在欧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初步调研、编目，但是欧美地区仍有部分图书馆未能进行调查。这就需要今后我们能够继续推进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的回归工作。

第四，保护中医古籍，加快全球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在调查《魏氏家藏方》流布时发现，目前该书仅有影印出版，尚未录入电子书库之中。尤其是在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只能见到该书的基础信息，却不能看到该书的原貌，对不同版本之间进行比较就很难实现。此外，保护中医古籍，除了大规模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和缩微之外，还要加快中医古籍数字化。数字化是从知识层面保护古籍最快、最经济的方法。同时，也便于在电子书库中检索、研究，加速书籍的传播速度。

第五，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一步推进海外中医善本古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同时，对于藏日宋本中医药典籍的关注及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更好地挖掘中医文献，以从文献角度深入进行中日甚至东亚传统医药知识的交融研究。

七 结 语

《魏氏家藏方》宋刻本在流入日本的近800年间衍生出不同的手抄本、抄本重抄本、抄本校注本、宋刻本影本等。不同的日本书馆文库又收藏了不同版本的《魏氏家藏方》。《魏氏家藏方》通过宋本的传藏、抄本的传抄，在日本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与保护，并得到相关医学派的重视及深入研究。日本的医学家对该书所载的医学内容进行了研究并摘用。《魏氏家藏方》的收藏、传抄、影印、研究等，都充分说明日本医家对《魏氏家藏方》这部宋代私家方书所蕴含的医学价值的认可。这部宋代私家方书作为中医学知识与中医药文化的物质载体，它在再写、传抄、影印、校注的过程中得以流传，其本质便是中医知识和中医文化的传播与普及。

【参考文献】

[1]〔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445页

[2]〔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第1198页。

[3] 赵秋萍：《〈覆载万安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2004。

[4]（宋）魏岘：《魏氏家藏方》，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本，1332。

[5]廖育群：《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第124～299页。

[6]〔日〕町泉寿郎文著，王铁策译《江户医学馆的教育———考证医学的奠基》，《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3期。

[7]张文平、王静主编《杂病广要精要》，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

[8]郑金生主编《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中华书局，2016，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