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难经》等历代医著中，不少地方都运用了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军事思想。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在防病治病方面，认为防重于治。所指“穿井”、“铸兵”，即训示医者平时当备好药械，方不致临证时手足无措。“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也是《内经》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两点论”（正、我，邪、敌）这一军事辩证法思想来阐述发病原因和病变规律的。

清代医家徐大椿受先哲影响，曾把病患比作“敌国”，认为对敌用兵，须知彼知己，布阵得法，撰有《用药如用兵论》（《洄溪医书·医学源流论》）。文章以人民生活须赖粮食、蔬、果及牲畜资养为小引，开宗明义讲用药当与不当之利弊。指出：能治病的药物用之以攻邪，假如用之不当，虽甘草、人参，误服也能致害，就变为毒药一类了。所以，好服食丹药（道家养生法）的人，必生怪病，犹如好战者必有奇殃一样。徐氏说：“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的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要求医生必须识证识药，方能愈疾。

《用药如用兵论》中的战略战术，约有十三：①传经、传里及自上传下之邪，宜先夺其（邪）未至之所，近似于“截断疗法”，所谓“断敌之要道也”；②得横暴之病，除祛邪应急外，须同时速保未病之脏器，所谓“守我之岩疆也”；③夹食积而病，则先除其食，犹如“敌之资粮已焚”；④有旧病而发新病，必防新旧合并，使“敌人内应既绝＂; ⑤辨别病邪在何经络脏腑，有的放矢，而无泛用之药，“此之渭向导之师”；⑥先知疾病性质之寒热，而反用寒热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⑦对一大病，可分割治疗，各个击破，“则用寡可以胜众，使（敌）前后不相救”；⑧患数病而合众药治之，是合击，“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⑨初病邪气太甚，可避其锐，应固守元气，以疲其兵，乃“所以老其师也”；⑩病气初衰，宜更增精锐之品，以捣其穴而追穷寇，是谓“则必穷其所之”; 11,虚邪之体攻之不可太过，以和平性味为本，用补益之类补之，所渭“不可穷民力也”；12,伤于实邪，攻不可缓，主用峻厉之药，而以平常药和之，所谓“可以振威武也”;13最后特别强调：药材医械必须精良，随时取用无差错，更要临变布阵有方，始得克敌制胜。如此等等,真所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病因、病态及病理等种种变化，似与兵法相同,若能因病势变化而变化用药以胜邪，是谓有识之医。孙武云：“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医生重任在肩，生命所系，能使人安亦能使人危，要在知病知药并善于用药，始得尽责尽职，为人司命。孙武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直观地看到并阐述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的对立现象。历代医家每师其法用于指导临床，用于治病用药，颇具实际意义。

《孙子兵法·谋攻篇》谓：“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药如用兵，要求“百战百胜”，但不药而愈人之病，则是难中之难者，所以只能说“如用兵”，不尽同用兵也。然则，不药愈病，亦有术焉，曰：摄生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