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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俊: 我是如何走上中医之路的?

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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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29

在天之灵


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1964年高考初衷不改,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我高考成绩远超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座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


自学之路


我自学中医,纯属偶然:阴差阳错入医门。


1966年秋,学校搞“文革”停了课。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委“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告状”,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因为“炼丹”为人治病,被诬为“封建迷信”;“丹药”被没收,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


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我很惊奇,又半信半疑。


次日,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离县城20多里的“元兴公社”,现场仔细询问了10多个病人,证明确有其事。我连夜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并“义正辞严”地要求立即“解放”简氏师徒。


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迅速落实了此事。那时,“红卫兵”的话犹如“圣旨”。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五色盐精”,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还有卤碱、硫磺等。


我“趁热打铁”,要求县里出资,举办了“大邑县实践病院”,由简老师主持,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专门收治疑难顽症。因疗效显著,声誉鹊起,求治者越来越多。


我毅然决定学医,简氏师徒说,在遇到我之前,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而一找到我,便如“拨云见日”,我不仅管,还“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彻,送佛上西天”。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并开始为同学、老师看病。所谓“看病”,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对号入座,居然有效。


一位校医感叹道:“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如此“临床实习”学校门口有一家“联合诊所”,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却是“历史反革命”。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


指路明灯


自学完中医教材后,我曾浏览(不是阅读)过不少中医书。有一天清晨,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册,随手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读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


洋洋万余言,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直如醍醐灌顶,连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伦的医书!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第三册读完,又读第一册,第二册;每本读了三遍,边读边记笔记。


那段时间,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满脑子《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必称张锡纯,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我能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张锡纯的思维。深得“近代中医第一人”张锡纯的精粹之后,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包括文辞古奥、义理深邃的中医“四大经典”,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


有幸悬壶


伤寒论》和《全匮要略》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1971年秋,我分配到乐山专区,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要求调走。我听说后,便向县组织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改行当中医


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你真会看病?”军代表倒很开通,说:“让他去试试嘛!试用一个月,当不下来再分配其它工作。”


就这样,我兴冲冲地赶赴离县城47公里的华头区,当时人称“夹江的甘、阿、凉”,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条件比较艰苦。


次日,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开始“正式悬壶”生涯,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症的丰厚经验,迅速打开了局面。


如一媪,年近五旬,双下肢静脉曲张疼痛更加剧烈,跛行来诊。刚坐定,眼泪夺眶而出。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均不开药。我从未治过此病,然观其症征,显系血瘀,便投“活络效灵丹”,重加祛瘀猛药。服6剂,疼痛大减;守服30余剂,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复常。


用“镇肝熄风汤”加减,救治一例中风偏瘫,病人迅速转危为安;


用“振中汤”治愈顽固性腰痛


用“燮理汤”加鸦蛋子治愈热痢下重;


用“滋阴清燥汤”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


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加减当归补血汤”治愈崩漏重证……


我“正式悬壶”1月之后,县里果然派员前来考察,结果是:“意料之外的满意”。


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法国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


展露头角


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医2年之时。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连续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时发表。窃喜之余,难以“击鼓再进”。乃因临床有限,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若无临床功底,只能“纸上谈兵。”


于是沉潜下来,日诊夜记,广搜博采,择善而从,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五年之后,重新命笔,竟尔“思如泉涌”,写来轻松快捷,发表顺风顺水。数年间,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那时发表文章,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全凭质量取胜。……


师承之路


我师承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无人“指派”,未签“合同”,没有“任务”,没有“承诺”,自愿自觉,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继承整理江老学术经验在我初业医时,江老已是乐山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崇高声誉不是新闻媒体宣传的,而是在数十年治病救人临床生涯中逐渐积累的。


江老的师承导师是蜀中名医、经方大家陈鼎三


陈老博览群书,穷源竟委,记忆力惊人。据江老说,陈老不仅能全文背诵《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能全文背诵最难背诵的《神农本草经》。陈老学验宏富,以善治伤寒逆证、坏证著称;经常出诊,扶危救颠,故尔无暇著述,惟有《医学探源》一书传世。


江老则完整、准确地继承了陈鼎三学术经验,且发扬光大之。


江老当年“桃李满乐山”,跟随其学习,进修者一批又一批;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美江老医德高尚,学验俱丰,不同凡响,但就是无人动手继承整理其学术经验。


当时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有一次回乐山休假,得知江老欲写一篇论文出席研讨会,忙于诊务无暇动笔。


江老定的题目是“试论《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关系”;


江老讲述要点,主旨是“寒温统一论”,即伤寒温病。这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我严格遵循江老思路,硬着头皮写下去,自己批驳自己。


后来,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热烈的学术争鸣。


我的“初试啼声”,江老颇为欣赏,特别欣赏我不仅尊重,而且“誓死捍卫”不同学术见解的“雅量”。此后我便自愿充任江老助手,孜孜不倦地学习继承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并临床验证,公开发表数十篇学术文章。


江老秉承陈鼎三,每治一病,必理法方药完备,特别彰显“方以法立,法出方随”。每疏一方,理法彰然,且以方统药,绝不游离于方外。


江老口才颇佳,谈到中医学术,更是口若悬河,且“天机迅发,妙识玄通”,引经据典,准古酌今。我据此走笔成章,有何难哉!


结束语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拙意学医何独不然哉!我未能从事大学所学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但该专业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资本论》)使我具备了基本的人文、哲学和科学素养,而这正是开启中医伟大宝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我在“登堂入室”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全方位的“俯视”和“审美”,故尔较为客观、清醒,还有欣赏,甚至陶醉。


明人洪应明说:


雨余观山色,景象便觉新妍;


夜静听钟声,音响尤为清越。


我在崎岖不平的中医山路上攀登不已,却不容易感到疲倦,不容易产生“职业性厌烦”,就是由于沿途景象新妍,音响清越。诚如是,则“回首向来萧瑟处”,不仅无怨无悔,还凭添了几分“幸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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