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中国外交部对外开放了1961年至1965年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医疗队赴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肾结石的相关档案。在外交部相关解密档案中，中方反复提到：那次的“外交医疗”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暴动风起云涌。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总原则就是：阻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党手中或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苏加诺是印尼的“独立之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反帝反殖的“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坚决维护主权独立，不与美、苏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结盟，对西方某些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但这并不影响苏加诺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交往――他主动邀请中国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使新中国第一次亮相洲际会议级别的国际外交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深远。

1961年底，苏加诺总统肾脏疾病加重，备受结石困扰，他的左侧肾脏内堆满了石头，严重影响了肾脏功能，曾经请过好几位西方国家的著名医生看过，始终不见疗效。总统医疗组里有位奥地利医生，他认为苏加诺左肾已经丧失功能，建议他到维也纳进行手术切除左肾。但苏加诺不想开刀，也不愿意前往维也纳治疗，宁愿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在保健医师胡永良（华裔）的建议下向中国发出求助。

1961年12月4日，胡永良作为总统秘使带着绝密外交使命来到了北京中南海面见周恩来总理。经双方反复商量后，周恩来总理请示毛主席后决定派出医疗队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疗。

医疗队“过关”

1962年1月，为苏加诺看病的中国医疗组以中医、西医相结合的原则组建，包括主治医生、针灸医生、中药师、放射科专家等九人，乘坐专机经昆明、仰光、金边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随身带着X光机等医疗设备和大量中草药。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支援外医疗队的成员名单：

■ 医疗小组成员：

吴阶平：北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组长

方 圻：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内科副教授

胡懋华(女)：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教授

岳美中：中医研究院中医

邓学稼：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生

张增林：中医研究院中药药剂师

杨甲三：中医学院针灸科教师

艾向武：北京医院X光技师

姜洪东：北京医院X光技师

医疗队抵达印尼的第一关是面见总统，取得他的信任。医疗队成员不单英语讲得比当地医生流利，还可清楚细述世界医疗发展状况及水平，取得了总统的信任。不过，具体要为总统诊断治疗，还必须与苏加诺自己的医疗组交流沟通拟订方案后才能实施。印尼医生相信西医，最初不赞成中国医疗组的到来（没面子），他们尤其不相信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中方采取的做法是，通过同印尼医生讨论总统的病情，提出中方的分析和看法，首先让印尼医生相信，中国的西医医术是高明的，至少不比西方国家的医生差。西方医生查出的病情，中方也都分析得出来，这样使印尼医生相信中国的西医是在行的。然后，再由中方的西医说中方的中医行，使印尼医生相信，中医是科学的，并且告诉他们，中方主张中西医结合为总统进行治疗，这样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根据诊断结果，中国医疗小组拟订了处方。处方上开始比较简单，以便集中力量，如有反应时亦易于掌握。第一方拟服二、三星期，具体成分为金钱草三两、六一散八钱、海金沙五钱，冬葵子五钱。针灸每星期三次，轮流应用两个处方。第一方以肾论治、壮水化湿为法：针列缺、照海、足三里、合谷；灸关元。第二方壮水之源、以制阳盛而导赤利湿为法：针通谷、前谷、委中；灸肾俞。

苏加诺对号脉等中医诊断方法感到很新鲜，但见到针灸治疗中的一根根长银针还是有些犹豫。吴阶平便亲身示范，苏加诺这才同意试试。

事实上，印尼总统医疗组内部很复杂，医生之间也意见不一，政治主张也不一样。医疗组中有印尼的卫生部长，还有一名情报局长，是个放射科医生，当时印尼全国唯一一个泌尿科医生也加入了医疗组。中国医疗队进驻之后，不想让当地医疗组感到受冷落，便尽量宣扬印尼医生做出的成绩，经常在总统面前赞扬他们水平不错，消除印尼医生的抵触情绪，使得双方融洽相处、通力合作。

中国医疗组成员不但医术一流、医德高尚，而且政治素养高，与印尼方面的人员相处讲究策略水平。面对两者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不卑不亢，谦和得体，措置有度，让人信服。

此后，中国医疗队又先后四次赴印度尼西亚为总统治疗，在当地医生的配合下，苏加诺总统对中医的信心越来越大，他管中药汤药叫“中国咖啡”（味苦），坚持服用后，不断排出结石。他把结石都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肾结石完全康复后，苏加诺总统有一次遇到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你们中国那个‘咖啡’挺好喝，我一直喝着呢。”

1965年1月2日，苏加诺总统给中国医疗组全体人员举行了授勋仪式，感谢他们给予的精心治疗，表彰他们的工作成绩。当时的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们都出席了仪式。医疗组组长吴阶平被授予三级“伟大公民”勋章；医疗组成员方圻、岳美中、杨甲三、杨奠邦被授予四级“伟大公民”勋章。《人民日报》还对此予以报道，援引了苏加诺总统的话：“我现在的身体同往常一样健康，中国医生为我进行的治疗是原因之一。”

1965年夏，中国医疗组完成治疗任务后启程回国。苏加诺总统送别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医的奇迹，这说明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此后，中方医疗小组还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医疗外交”的重大责任，被派往朝鲜和越南，分别为金日成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