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意（淳于，复姓），四汉齐国临淄人。曾任齐国太仓长，故时人及后人又可以“太仓公”、“仓公”称之。《史记》有传。

淳于意的卒年，无法考知。

淳于意的生年，据卢南乔介绍①，有两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如何确定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年代。

淳于意医术高明，但“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②（卢南乔认为是对权势之家意存傲慢③）。于是，被人吿发有罪，“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于意之第五女缇縈上书要求赎父刑罪。“书闻，上（黄帝）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淳于意在对诏中说他时年39岁，这就是据以考证淳于意生年的基点。

问题在于《史记·仓公列传》云，除肉刑法在文帝四年。

《汉书·刑法志》却说在文帝十三年，这就有了矛盾。但我们可以证明《汉书》的记年是正确的。因为淳于意在高后八年师事阳庆，“要事之三年所（所：古代表示大概数目之词）”，又曰“今庆（庆：阳庆）已死十年所”，两个数字相加，可知淳于意对诏之时距师事阳庆之年已“十三年所”。髙后八年与文帝四年相去四年，可知《仓公列传》所记废除肉刑之年必误。废除肉刑之年代（亦即仓公对诏之年代）当从《汉书·刑法志》。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淳于意的生年为公元前215年。

《史记正义》曰：“以（因为）淳于意孝文帝时医，奉诏问之，又为齐太仓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鹊乃春秋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似乎淳于意与扁鹊合传的原因仅仅是二人职业相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也是不符合司马迁的原意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可见司马迁把仓公与扁鹊合传不是随便凑合的，而是由于存在着仓公宗扁鹊这种内在联系，才把仓公与扁鹊合传的。不可设想如果仓公言医，而不宗扁鹊，司马迁会把二人合写为一传。

淳于意诊病，脉诊是一重要方法，《脉法》之言是其重要的理论根据。司马迁言“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这不但指出了淳于意脉学的来源，而且还必定反映了淳于意对脉学历史的观点（作为对比，我们需要指出，《黄帝内经》中是以僦贷季为脉学“创始人”的）。

所谓“六不治”乃是仓公之言，可是司马迁却直接写入“扁鹊传”部分之中，以致两千多年来大部分人都误以“六不治”为扁鹊之言。这也反映出在司马迁的眼中，淳于意的学术观点和扁鹊的学术观点有何等程度的紧密联系了。

司马迁和淳于意为接世之人，且司马迁又掌握了秘府所藏有关淳于意的“档案”资料，所以司马迁对扁鹊和仓公的关系的看法是带有“权威性”的。

淳于意受自阳庆的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这里需要再加强调的是，淳于意虽曾求学多师，但其求学于阳庆才是决定性的一歩），本书第七章第四节指出淳于意當用的“水火之齐”是扁鹊学派的“经方”——这都可作为淳于意属于扁鹊学派的有力证据。

以下我们可以再提供两条证据。

在《史记》所载淳于意医案中，有三例之所患为“内关”。“舍人奴”医案：“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三个病人皆不治而死。淳于意诊知齐侍御史成患内关之病后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滕惟寅说：“仓公所谓内关者，内气暗伤而外貌不变也，非《（黄帝）内经》所谓寸口四倍者名内关之义。”④。

东汉末徐干《中论》卷下，孝伪第十一曰：“内关之疾，非有痛痒烦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觉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则血气暴竭，故内关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鹊之所甚恶也。以卢医不能别，而遘之者不能攻也”⑤。

可知在扁鹊学派的理论中，内关是一种病人虽一时无自觉症状但必期日暴死的疾病。扁鹊学派对于这种病很头痛，但又朿手无策。

淳于意所述三例“内关”病人，都与东汉末徐干所言认为属于扁鹊的观点符合，而与《黄帝内经》不合，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仓公属于扁鹊学派。

另外，淳于意诊病时习用的“决死生”法也是扁鹊学派的重要特点。对于“决死生”法，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的态度也大有不同。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对于“淳于意是扁鹊学派的医家”是无可怀疑的。

淳于意的弟子有七人，除临菑人宋邑、济北王太医高期、王禹、菑川王太仓马长冯信、髙永侯家丞杜信、临菑召里唐安外，齐王府宦者平亦曾就学于淳于意（见“齐丞相舍人奴”医案）。

既然淳于意是扁鹊学派的医家，其弟子守师训，自然也是扁鹊学派的传人。

在本节最后，我们想顺便指出，传“古传方”给淳于意的公孙光不是扁鹊学派的医家，传“扁鹊之脉书”与淳于意的阳庆是扁鹊学派的传人。淳于意医案中提到的齐王侍医遂亦当为扁鹊学派的传人。

【注释】

①③ 卢南乔，《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第53页。

② 本节引文多据《史记·仓公列传》。

④ 滕惟寅：《扁仓传割解》“齐侍御史成”医案“按语”。

⑤《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百二十》，杂录以此言为《中说》之言，误。《中说》是隋代王通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