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令人称奇,一位中学退休教师,同时担任中国民间中医研究所研究员,其高超医术由患者口耳相传和九部医著传世,名声不胫而走。从普通百姓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从正规医院的医生到海外华人、台湾同胞,求诊问药和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他就是老中医黄杰熙先生。

黄老先生1924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市椑木镇一个医学世家,祖父和外祖父均为清代名医唐容川的高徒。年5岁,先祖即向其授读《药性赋》和《闽蜀医学三字经》,及长研读《易经》、《神农本草经》、《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瘟疫论》、《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书,颇多发现,尤对唐容川的学术深得其要。

1951年,满怀保家卫国激情的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负伤后被送到山西疗养,伤愈后留在太原担任中学老师。1957年,生性耿直的黄先生直言贾祸,被错划为“右派”,其后坎坷多磨22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公职。

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日子里,黄先生都没有放弃对传统医学的深钻细研和悬壶济世的高远志向。他重实践、喜创新、恶虚华,惟临床辨证是务,尤善以价廉寻常之药起大病,却顽疾,一时间候诊者塞门壅户,即使来势凶猛的极左思潮也难以阻遏。

待春回大地之时,他已写出九部医著!对于其间的曲折艰辛,黄先生在其医著的序言里作了贴切的描述:

“余少承家学,在校读书之余,即在家兼习医学。忆读医书之启蒙本为《药性赋》，闲时又喜立于先人背后,观听论病处方用药,自觉比与诸童戏玩,尤有兴趣;又爱到药铺翻检成药与所学对勘;或与先人散步郊外田野,见有药用植物随即得到指点,采集标本,遇有疑义,随即提出问难,必得满意之答案而后已。

时光易逝,瞬即五十二年矣!先人别教,已辞世四十二年,克绍箕裘,临证救人,时断时续,但钻研医药之学未尝停止过,遇疑难问题,每致废寝忘餐,探求达旦,日之不足,继之以月,累以成年,查书问人,周而复始,必得其所以然后而稍息,如此又四十二年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自揣对祖国医药学又稍具独自见解,为了发扬医学,拯救斯民,不得不写之成书,与而今而后之识者共鉴。”

黄先生40多岁开始著书立说,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实为一件憾事,也可见出书之难。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慧眼识珠的编审郭博信先生。郭博信本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后自修中医,曾担任临汾纺织厂职工医院中医科主任,后调至山西科技出版社任总编辑等职,是一复合型人才。

当有人向他推荐黄先生的医著时,他开始不以为然,很难相信一位中学老师会写出多么有价值的中医学著作,但当他实际阅读了黄先生的书稿后,深感震惊并积极促其早日问世。

迄今为止,黄先生的《本草问答评注》《本草三家合注评释》《医经秘要》《伤寒金匮方证类解》《实践脉学》《女科要旨笺正》《温病发挥》《医案》《医话》等均由该社出版,而郭博信也成了黄先生的人室弟子。

黄先生的著作问世后，在业界引起相当震动,有的书店里两天即告售罄,还有人因买不到而借书复印或直接找责编购书。由此,也引出了一些佳话:

吴海兴是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材料专业，后举家移居澳大利亚。1995年,他在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的中国书展上发现黄先生的《本草问答评注》，被深深吸引，并产生改行学医的强烈愿望。

由于黄先生的文笔颇具古风,吴海兴竟以为作者是一古人。他试探着给责任编辑郭博信写信了解作者情况,后几经辗转,终于与黄先生取得联系,于1997年专程从澳大利亚来到太原,在黄先生身边学习了一年多,现已在澳大利亚开设中医门诊。

陈新安是台湾省高雄人,为台湾十大青年企业家之一,因其身体多病,立志钻研中医,并在临汾市投资300万美元建了一座“旺安医院”。身为中医的他经郭博信介绍认识黄先生后,对其医术钦佩至极,无论如何也要拜黄先生为师,并力邀黄先生去自己的医院坐诊。现在他也成了黄先生的弟子。

面对骄人的成就,黄老先生的看法于平淡中包含着深刻:“人才都是在逆境中成长并有所成就的,此所谓相反相成是也。”

他仍日复一日地接待着患者,对俭朴的生活甘之如怡,对斐然的成绩处之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