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臣，何许人也？若介绍清末民初一代名医的身份，你会很陌生，但若说到鲁迅《父亲的病》里的化名---陈莲河，很多人就非常熟悉了，以至百年至今，中国每每发生的中西医论战，他的名字“从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鲁迅在文中把他刻画成“庸医误人、草菅人命”的小人；他中医治病的处方，“原配一窠的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以及最后的“丹药”更是成为鲁迅乃至后人批判中医“故弄玄虚、勒索钱财”的借口。

今天，当我以旁观者的角度，再次仔细斟酌《父亲的病》，何廉臣治疗周伯宜的一系列细节和过程，特别是与第一位“庸医”对比，感受和理解却大有不同。

我们先看看患者病情背景。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周伯宜之病起源于肝病或肺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由第一个“庸医”治了两年，治疗到“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水肿即中医“膨胀”，西医叫肝硬化腹水，为当时中医“风、痨、膨、脆”四大恶症之一，施治索来棘手，有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这个病的医治难度，何廉臣心中应该有数。何廉臣，祖父绍派伤寒名家何秀山，家世业医，自幼熏陶有素，十六七岁开始习医，随名师临证，家学的深厚和名师的传承，时年三十五岁已名满绍兴，广受患者欢迎。文中描述周伯宜去世后，鲁迅仍“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

可以说已是中医界青年才俊的何廉臣，在当时要名有名，那么何廉臣接手“庸医”已经束手无策的患者，按照世俗的理解和鲁迅当时的感受，就“应该”是为图财吧？从文中描述我们看不出。对比出诊费和急诊费。“庸医”出诊费一元四角，名气更大的何廉臣理应比他高，但却费用相同；在病入膏肓需要急诊的时刻，看“庸医”的嘴脸，“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正是平时钱要挣，最后在死人身上还要捞一笔榨干再走。而何廉臣呢？在为周伯宜最后一次急诊，也只收了十元，比起“庸医”，收费是厚道的，价格是温暖的。

既不为名，又非图财，何廉臣接治周伯宜，是鲁迅理解的要作秀“炫技”吗？我们看其处方。蟋蟀、平地木，现代医学证明这两味均是治疗腹水的良药；而被鲁迅批判可视同巫术的“败鼓皮丸”中的黄牛皮，《本草纲目》亦有记载清热利尿；最饱受鲁迅质疑的，装神弄鬼----蟋蟀要用“同巢一对”，实际却大有来头。“同巢一对”蟋蟀治水肿出自《本草纲目拾鉴》，属民间秘验方。说的是某人一日偶喝开水，水中先有促织（蟋蟀）一对在内，其人仓促一并吞之，越数月，病渐消，方知促织可治此症，后传此方数人，无不验证。可见何廉臣应用此方绝非故弄玄虚。即使现代医学也还没有解释出“同巢一对”的蟋蟀和仅用蟋蟀用药，药性有何区别，但不能被现实解释是科学的东西，也并不意味它一定是反科学的。至于到了病入膏肓阶段，何廉臣推荐的自制丹药，一般中医世家都有，是知病情不可逆转而延长病人时辰的通常做法，更无需指责。

最令鲁迅诟病的，是何廉臣与即将病危的周伯宜谈话，“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论述，被鲁迅认为草菅人命还要找托词借口，实则是大有深意。周伯宜病于忧愁无处发泄，日常借烧酒浇愁，病况每下却从不忌口．可谓一方用药，一面服毒，作为鲁家“保姆式”医生的何廉臣，能不察觉？面对周伯宜的一次次自暴自弃和家庭的无力劝阻，能说什么？只能尽人力而望天命了。

如此看来，面对“二手”病人、不治之症、病人治疗不配合三大难题，何廉臣以名医的身份，平价的收费，尽己之力，用尽本事，只能解释为他是抱着医者仁心的态度，救死扶伤。后世对何廉臣“誉满杏林，德高望重”的评论绝非浪得虚名。

鲁迅当时对中医一无所知，其塑造的陈莲河，现实中的何廉臣却被冤枉迄今，直到现在仍被利用为中医误人误国的代表人物。尽管后期，鲁迅有对中医“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的反思，但仍然不能改变中医界，认为百年来中医的衰败无不与鲁迅有关的印象。身负“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光环的鲁迅，亦不能不承认，公知的误导，更具思想的毒性，民主与科学精神，至今仍需发扬和传承。

10月21日午后于养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