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病因，消除病态是关键！

在如何预防新冠肺炎以及如何参与疾病恢复期的调理方面，有些中医根据《黄帝内经》上的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提倡补益方药的玉屏风散、生脉散等。至于某些个体可能是有此机会，但大规模提倡补药，本人不敢苟同。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句名言源于《素问·评热病论》，通常对理解正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有帮助的，但扶助正气与应用补益方药是两个概念。

日本医家丹波元坚解释:"此非邪凑则气虚之谓,言气所虚处,邪必凑之"问业师夏奕钧先生也经常说过这样的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 “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强调临床不可滥用补药。这些话，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一旦形成疾病，那去除病因，消除病态是关键，这时的处置原则还是看具体情况，有是证用是方。

在病的层次，在活生生的病人面前，医生的想法就不象理论家想得那么简单，人体的疾病不是一个“虚”字能够概括，用方也不是一个“补”法能够统辖。要不，《伤寒论》不会出方113首，《金匮要略》更不必论病二十五门！后世也不必总结出治病的八纲和八法。清代程国彭说：“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伤寒论》的方为何取效？

其实质不是补，而是调。这个调，是因势利导，是顺势而行，或汗，或下，或清，或温，或活血，或利水……，总之，伺机而动。这个“势”和“机”如何把握？要“观其脉证”，要“随证治之”。这个证，就是病机或病势的外在表现，更是用方的证据，就是后世说的“方证”。

例如，《伤寒论》中提及急下之的有六处，其中三条在阳明病篇，三条在少阴病篇。在阳明热结的时候，用大承气汤攻下泻热是容易理解的，但为何在少阴病阴伤液耗、口燥咽干的时候也用大承气汤？这就是患者都有大承气汤方证的“腹胀不大便”“腹满痛”等指征。在少阴病的三急下，目的是急下以存阴。可见，有是证用是方，是《伤寒论》用方的基本原则。

黄芪极少用于发热性疾病

黄芪是一味重要的补气药，古代多用于内伤血痹、多汗、浮肿、恶疮等。黄芪多糖可以增强人免疫系统功能,且可以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IFN-γ的分泌等。但从中医临床来看，黄芪方极少用于发热性疾病。《伤寒论》中无一黄芪方，张仲景所有的黄芪方均在《金匮要略》中。所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用黄芪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出现发热咳喘的情况下，误用黄芪很可能加重病情，特别是患者的胸闷腹胀等症状。就是用于预防的玉屏风散，也不能滥用，不是那些肥白松柔的气虚体质，也不能多用。元代名医朱丹溪曾说：“黄芪补元气，肥白而多汗者为宜，若面黑形实而瘦者，服之令人胸满。”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传承经典 守正创新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名称是新的，但是，在中医看来，机体在感受外来病原体的攻击下表现的形式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正用得上这句古诗来形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虽然缺乏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但不缺乏处理发热性疾病的经验，这次新冠肺炎的许多临床表现也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经典著作的记载相吻合，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个时候，重读《伤寒论》，重读《温疫论》《温热经纬》等后世温病家的著作，特别感到亲切！经方，积聚了数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我们不能忽视，应该加以利用并努力传承。方证相应，是中医使用经方的原则，是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在复杂多变的病情面前，必须坚守并加以细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