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问：孙老师，都说一个人思想的形成与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您能给我们谈谈您从医的经历吗？

师说：我从小仰慕教师或医生，认为这是崇高的职业，1953年2月我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江西省南昌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任解剖系组织胚胎学助教。1954年，随第六军医大学合校至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后更名为第三军医大学），任组织胚胎学助教；1955年转业至四川省泸州市川南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前身）任内科医生；1956年初受组织委派至北京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跟随赵惕蒙、赵锡武等名医学习中医。我从西医改学中医起初是很不习惯的，但在名师的启蒙下很快转变认识，深深感到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藏，应当努力学习和继承。我在内科研究所学习一年半，上午跟师学习诊病，下午听课，学习《内经知要》《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部分重要篇章，由于时间短、基础差，回想起来在业务上没有能接收到宝贵的经验，但有两点最大收获使我终生受用，一是为我开启了一扇喜爱中医学的大门，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中医是国粹，应当努力学习和传承，也从此改变了我一生从医的道路；二是从老师的教学和治病中，他们对医学的尊重和对患者的负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57年底我回川南医院工作后，先在内科后在中医科开始了我的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工作。1959年我又去南京中医学院参加温病师资进修班学习，系统研读了《温热论》和《温病条辨》。我在中医科还受到许多老中医和同事的培养和帮助，使我坚定地走上学习和发扬中医学的道路。1977年我校在国家和省政府领导下建立起泸州医学院（西南医科大学前身）中医系，后又建立附属中医院，通过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使我在继承发扬中医学工作中不敢停留。

徒问：孙老师，您先是学西医，后又学中医，您如何看待中医和西医呢？

师说：我认为中医学和西医学都是治病救人的科学，各有特长，缺一不可，且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医需要学习西医学，西为中用，扩大对疾病的认识，增强治病准确性，提高疗效；西医也应学习中医学中宝贵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观等，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我认为中医和中西结合是一体的，共同继承发扬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是中医队伍建设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徒问：孙老师，“中和”“和合”“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中医学的“和调”思想呢？

师说：“和”思想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源于中华传统“中和”文化，成论于《黄帝内经》，以天人合一为主体。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必须与天的运行变化协调一致，自然宇宙的各种不良因素都会影响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使机体功能失去平衡而引发疾病。中医学在疾病的治疗中充满着丰富的“和”的理念，并以“调”为手段，由“调”达到“和”。治疗的主要作用是祛除邪气，增强正气，补其不足，损其有余，以平为期，调节机体达到新的和谐、平衡。

徒问：孙老师，您认为您的“和调”思想与中医传统的“和调”思想有区别吗？

师说：我认为我的“和调”思想也是以中国“和合”文化和中医传统“和调”思想为根基，以人体“阴阳自和”的自稳功能为理论基础，以恢复人体自稳调节功能为治疗观，治疗方法为广义“和法”，治病目标是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的偏胜偏衰，使各脏腑功能协调配合，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我特别强调的有两点：一是“肝为刚脏”“肝为将军之官”，肝病的治疗应顺其性，以柔顺之法，以“和”为贵。正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一》所说：“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神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二是人体具有自稳功能，肝脏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治疗肝病只需适当（温和）调理，勿不及勿过之。临床上我喜用成方，并随证加减，即根据患者的病情，选用方证相当或相似的成方作为基础方，又根据个体差异和兼夹症、并发症的不同，而随证加减。在用药方面，遵照“无太过，无不足”的原则，药味不宜过多，药量不宜过重。我认为过分加大药量，不仅不合乎每味药物的溶解度，而且还会产生不良反应。

徒问：孙老师，请您讲讲您在“和调”思想指导下治疗肝病有那些思路？

师说：我主要有这些思路：一要重视人体正气，治疗以扶正为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是人体立命之本，正气还具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如常见皮肤伤口的自行修复和某些疾病能自愈等。在疾病情况下，由于各种邪气使机体失去平衡，治疗常需依靠药物和各种手段的调节使其恢复平衡，但其疗效还与人体自身正气的强弱密切相关。祛除邪气，增强正气，使机体恢复新的平衡，其中祛邪扶正是治病总则，但应以扶正为主。

二要正确祛邪。湿热疫毒，痰浊、酒毒、代谢失常等是引起肝病的主要因素，又是导致肝病长期不愈的原因，故祛邪是当务之要，常用清热除湿、祛痰利水等法，祛邪必须因人而易，因病情而异，一般肝病早期或急性期以祛邪为主，中后期则祛邪与扶正同用或以扶正为主，总以祛邪不伤正、邪去正安为原则。

三要调节五脏功能。人体是以“五脏一体论”为中心的整体，五脏相生相制在运动中协调平衡，共同完成机体的生、长、壮、老、已。疾病的产生主要由于内外各种致病因素引起脏腑功能失和，或亢进或减退所致，经曰“亢则害，承乃治”“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调整五脏间 的协调“以平为期”是治疗目标。在肝病治疗中特别要注重肝脾和肝肾的协调。

四要注重健脾补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居中央，灌溉四旁，肝得脾的滋养才能行使正常功能，木郁土壅，肝病必使脾运化失健。肾为先天之本，肝肾同源，肾水滋肝，肝病日久必致肾气亏虚，水不涵木， 甚至使肝体萎缩。故治肝病重视健脾补肾。

五要常用行气活血法。肝主疏泄，主藏血，肝病多有气滞血瘀，行气活血是主要治法。疏肝应注意养肝，肝体充则肝用健，气机调畅可以使脾旺、瘀化、水行、痰祛。活血应注意活血药的温凉属性和药力强弱，并需寻求产生瘀血的原因，总应以行气活血不伤正，瘀血祛而新血生为原则。

六要防止用药伤肝。肝为药物代谢的主要脏器，用药宜精、宜无毒，避免药物性肝病的发生。一般药物的剂量为10～30g，其病来也渐，去也缓，不求速效，但求治本。在药物配伍方面，须补泻兼施，寒温并用，敛散同调等，达到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以促进脏腑功能的恢复。并应遵守补而不滞，疏而不燥，攻不伤正的原则。我不轻易用红参、生晒参、鹿茸、龟甲胶、鹿角胶等贵重药品，不用或少用芫花、大戟、牵牛、甘遂等峻泻利水药，用必注意中病即止。用蜈蚣、全蝎、蟾皮、天龙等虫类药时常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重，注重循序渐进。

七要多用古方、经方。中医处方千万，流传至今的常用方剂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结晶，方中君臣佐使作用分明，特别在使药的应用上往往蕴含深意，是和调思想的具体体现。用古方时必须注意方证相符，并应随证加减，有时还应多方合用。也常须根据病证自制新方，以满足病情复杂多变的需要。

徒问：孙老师，无论是患者、学生，还是同事，都无比尊重和喜爱您，您是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呢？

师说：处理各种关系，我认为还是要秉承“和”的理念。医患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医患矛盾的产生与医疗体制、医疗导向、医务工作者、患者均密切相关。我认为医务工作者首先应不忘初心，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应视患者为朋友，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要尊重患者，对患者 要有温情，要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述，关心他们的疾苦，懂得换位思考，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此外，在医学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情势下，医生还应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提高业务水平，切实为患者解决病痛，多快好省为患者谋福利。对待团队成员，首先要有真心诚意，要分清正确与错误，处理问题要冷静，以鼓励、表扬为主。对待学生要宽严结合，同样要多鼓励和表扬。

徒问：孙老师，您对我们青中年中医工作者有什么希望吗？

师说：青中年中医工作者是中医药事业的希望，振兴中医任重而道远，振兴中医是我们全体中医工作者的任务，但重担终究要落在你们身上，希望青年们不怕困难，建立自信和决心，砥砺前行。此外我还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如生物学、数学、电子学等学者加入到振兴中医学的队伍之中来，使中医学发扬光大，与世界接轨，为全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