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五行学说，结合阴阳学说而建立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用来概括说明人体的生理结构、病理变化以及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五行学说的相关理论,五行乘侮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黄帝内经》中有关于乘侮的论述见于《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乘”，《说文解字》载其义为“覆也”,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释》中讲“乘之本义为升为登，引申之为加其上。许训覆也，舆加其上同意”。“侮”，其本义为轻慢、欺负，如“不侵侮”（《礼记·曲礼》）、“不侮鳏寡”（《左传·绍公元年》）。可见，在中医学五行学说中“乘”的含义为：一是五行中的一行过胜，对其所胜一行的过度制约；二是五行的一行虚弱而致其所不胜一行对其的正常制约相对偏胜、过度。“侮”的含义为：一是五行中的一行过胜，对其所不胜一行的逆向欺侮、制约；二是五行中的一行虚弱而致其所胜一行对其逆向欺侮、制约。

纵览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五行学说的发展基本上基于两条路线：一是无固定中心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相生、相胜的关系形式；二是与阴阳学说等理论结合的有固定中心的系统论。两者在《黄帝内经》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前者被广泛应用于阐发脏腑之间的生克关系，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及其诊疗。

五行之间存在依次的相生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这种关系失常主要表现为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同时，任何一行的过胜或虚弱，均可导致母子相生关系遭到破坏，亦会导致五行乘侮变化。五行之间存在递相克制关系，这种正常的制约使五行中的每一行在维持其正常功能的同时不至于功能过亢，即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气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黄帝内经》中用“亢则害，承乃制”来描述这种和谐状态的重要意义。这种正常的制约关系一旦失常，便会导致以五行中某一行为中心兼顾其所胜一行和所不胜一行系统功能的失调。因此五行乘侮是伴随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关系遭到破坏后所产生的病理变化而产生的。

与气一元论、阴阳二元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的发展更多的是表现在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学的五行理论，真正应用于临床实践层面的理论多是相生、相克、乘侮的原因了。

有的学者认为，五行学说虽然在中医理论形成的早期有过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却成为制约中医理论发展的因素。然而，五行理论尽管存在其机械性的漏洞，但是其脏腑乘侮理论对养生和诊治还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不可因其一弊而全盘否定。例如：《伤寒论》讲“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便是五行乘侮理论在治未病领域的运用；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等治法便是依据五行相克及乘侮理论而建立的预防脏腑之间发生乘侮病理变化或改变已发生的乘侮病理变化的具体方法。

先秦哲学中虽然没有乘侮之说，但五行“无常胜”之说，与其最为相似，应该是《黄帝内经》五行乘侮理论的哲学渊源。中国古代哲学五行理论中的“无常胜”说是相对“相胜”说而提出的。梁启超云：“‘胜’训‘贵’，意谓此五种物质无常贵，但适宜应需则为贵。”体现了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特殊性和主观能动性。“相胜”说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循环，强调的是一种必然的、相对单调的相胜关系，“无常胜”说相对而言则是双方向的、更全面、更辨证的关系论。

“无常胜”之说最初见于《孙子兵法·虚实篇》，其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从军事的角度出发，把双方事物或事物双方面的力量变化作为制定军事战略、战术的依据，并依据这种变化判断战争的胜负。克服了军事中五行相生说的某些机械论弊端。

至《墨子·经下》则更加明确的指出了导致五行无常胜的原因，其论述的五行无常胜主要是某一行的增长过多而导致的对所胜一行的过度制约或者是对所不胜一行的反向克制，与《黄帝内经》中的五行乘侮理论相似。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中的五行乘侮理论主要用来描述五行之间相克关系失常所产生的过度制约状态，而相克与乘侮之间的转变亦常常以五行相生关系的失常为基础，三者结合在一起，对阐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及其诊疗都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五行“无常胜”说则是其哲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