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字止唐，号清阳，世称槐轩先生，成都双流彭镇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3月1日），卒于咸丰五年（1856年1月26日），享年八十八岁，是清朝中后期遥承孔孟的儒学大师，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慈善家、医学理论家，创立了阐三教之精微之刘门，影响遍及长江南北兼及海外。著《槐轩全书》，一百七十七卷，一百零六册。先生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被誉为塾师之雄，后人尊称其为川西夫子，事迹列《清国史馆儒林传》。

槐轩之学以复性明伦为宗，旨在唤醒人人本具之天理良心，其学理贯通天人，融摄体用，诚为淑世济人之圣学。今依其要旨，谨作简介如下：

一、中正仁义：天命之性为枢机

刘止唐抉发孔孟精微，谓《四书》《五经》之枢要，在“中正仁义”四字。此中正者，天命之性也，乃人人本具之天理良心。天以阴阳化生万物，赋人以至善之性，故《中庸》云“天命之谓性”。此性至中至正，如日月之明，不假外求。圣人制礼作乐，非强人所难，实乃因性立教，使人各复其初。止唐解经，每以天理良心为绳墨，谓“仁义者，天理之流行；礼智者，良心之发用”，此实得孔孟心传之正脉。

二、复性明伦：先天后天之辨微

承濂洛关闽之绪，刘止唐辨性尤精。先天之性，粹然至善，若赤子之心，浑然天理；及至后天，气质拘之，物欲蔽之，遂有善恶之分。《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之叹，正在此“几希”处见功夫。槐轩引《中庸》“未发谓中，发而中节谓和”为证，示人当于静存动察间做克己功夫。其所谓“三达德”（智仁勇）乃复性之资粮，“五达道”（五伦）为践性之场域。如《蒙训》所示：“君臣尊卑别，父母即是天，兄弟如手足，夫妻要谐和，朋友忠信切”，非强立名分，实欲使人各安其位，各尽其性，终至“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之境。

三、成己成人：圣学工夫之次第

刘止唐之学，非徒自了，要在立人达人。其谓“成己”者，非独善其身，乃明明德于己，希圣希贤；“成人”者，非强人所难，实亲民于外。此与《大学》“修齐治平”之旨若合符节。学者当以“格致诚正”为始基，先立其大体；继而推仁及物，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是则个人之复性与群体之敦伦，浑融一体，犹如江河之润物，春风之化雨。

四、人皆尧舜：人极立而天德彰

驳斥俗儒神圣之说，刘止唐直言：“圣人有何奇？存心养性亟。”此语实发千古未明之奥。尧舜禹汤，非有异能，惟能全其天命之性；凡夫俗子，非本愚顽，但为物欲所蔽。人皆可为尧舜，其要在敦五伦。君臣以义合，父子以恩联，夫妇以敬处，兄弟以悌序，朋友以信交——此五者，实为天理流行之五端。苟能于此日用伦常间存养省察，则人人可臻圣域，此正孟子“推恩足以保四海”之深意。

五、法古宜今：经权之道贵变通

刘止唐深明“时中”之义，谓：“法古要宜今，不可太拘执。”稽诸往圣，孔子改制，既有“行夏之时”之因，亦有“乘殷之辂”之革；观诸礼制，麻冕虽古，纯俭可从，此所谓“礼，时为大”也。然损益之道，非任情妄作，当以“天理良心”为权衡。如《周易》“变易”与“不易”之辩证：三纲五常，此不易之道；礼文度数，此可变之迹。学者当知经权相济，既要“祖述尧舜”，亦须“宪章文武”，方为通儒达道。

槐轩之学，以复性为体，以敦伦为用，以法古宜今为权，构筑起“天人一贯”的道德实践体系，实为中华心性之学的重要一脉。今日研习此学，非为考古，要在唤醒世人本具之仁心，使天理流行于当下，良心显发于日常，则槐轩复性明伦之旨，庶几可明矣！

王培荀（1783-1859年），山东淄川县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以孝廉方正获大挑一等。历任四川酆都、荣昌、新津、兴文、荣县等知县。

“（刘止唐）资禀既高，用功三十年，著有《十三经恒解》，刻以行世，探源理窟，实有心得，视沉溺俗学讲章者，不第分上下床也。蜀中真留心学问人，时下应首屈一指。”

吴郁生（1854-1940年），江苏吴县人。清进士，清光绪三年（1877）授翰林，曾为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川督学、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

“蜀西刘止唐先生得孔孟之真传，讲学授徒垂六十载。所著《四书恒解》、《六经恒解》曁《大学古本质言》、《正譌》等书辨先儒之谬误，阐大道之根源，俾有志希圣者，深造自得而不苦难为，其有功于世甚巨。”

陈荣昌（1860-1935年），云南昆明人。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刘先生生程朱后且千年，而能破其篱樊，开其奥窍，直发孔曾之秘钥，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郑观应（1842-1921年），广东广州人。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双流刘止唐先生，以名孝廉不乐仕进，隐居教授，博极群书，著作等身。其羽翼圣经，往往独得心传，订前人之误，抉性命之精。”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官至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

“余读刘〔止唐〕君此书，大抵以三敎合一、天理良心为主，将以警醒人心，取其浅近易解。”

姚明辉（1881-1961年），江苏嘉定县人。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上海大学等校教授及正风文学院院长。

“道咸年间，双江刘氏沅著《大学古本质言》一书，近百年风行甚广，其言大学之道非师不授，诚得明师，其效可见，所谓明师授道，要在宅心宥密，坎离乾坤，盖孔敎之密宗也。”

杨践形（1891-1965年），江苏无锡人。曾通读《道藏》 ， 著《易学讲演录》《指道真诠》。《周易》学者、气功家。

“咸丰初，双江刘沅著《大学古本质言》成，其说不仅印合《学》、《庸》、《语》、《孟》，一贯四圣之书，更与周易相通。揭其要，则曰‘明明德者，宅心宥密，由初学而神化，皆不可离，故名至善。而言为学，始终在是。’自叙亦曰：‘存心养性，必止于至善之地。’”

南怀瑾（1918.3.18-2012.9.29），浙江温州人。教育家、中国文化传播者、国学大师。

“成都双流刘沅（止唐）为乾嘉时之大儒，讲道系于西蜀，……著作丰富，立论平允，于三教均多阐发”。

萧天石（1909-1986），湖南邵阳县人。晚年自号文山遯叟。新道学代表人物。

“（刘沅）止唐先生为川中近三百年来特立独行、博通三家之大儒”。

李学勤（1933-），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为《槐轩全书》影印本题词：“双流刘止唐先生于清嘉道间授学川西，一本儒宗，兼通二氏，影响深远。惜其遗著湮没不彰，鲜为人知。”

萧萐父（1924－2008），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珞珈中国哲学学派。

为《槐轩全书》影印本题词：“阐三教之精微。”

钟肇鹏：“刘氏为成都大族。我在儿时经过纯化街，路南有一大院，黑漆大门，门旁悬一竖匾题曰：“儒林刘止唐先生第。”刘沅之后为教学世家。刘沅一生以教学著书为事，写作到八十多岁不辍，著述等身。他住双流云栖里时，庭前有老槐树，迁至纯化街书屋前又有三槐树，因号“槐轩”。其著书数十种，汇集为《槐轩全书》。其中尤以《四书恒解》、《五经恒解》、《大学古本质言》、《子问》、《又问》、《槐轩约言》等流传较广。槐轩之学总而言之身心性命之学而已。“

蔡方鹿：“刘沅以清代学人的眼光，在对理学的批评中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认为先天之心即是性，后天之心即是情。既强调先天之心与后天之心的区别，又要求制情复性，通过修养，由后天之心向先天浑然之性转化。刘沅提出先天后天说，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也是刘沅思想独特的创新之处。”

李豫川：“综观刘沅一生的著述，正如清末《国史馆本传》所评论的那样：“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他研究理学不标理学之名，不承认道统之说，做学问放得开视野，务求触类旁通而又能独立思考，善取各家之长，力避各家之短，自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独具慧眼的地方。”

槐轩一脉，五世其昌，非惟血胤相续，实赖道统赓续。自沅公倡复性敦伦，梖文纂述弘道，咸焌敷教济世，至咸炘集其大成，言“推十合一”之旨：推仁爱于苍生，合天理于日用。尤可称者，诸贤虽衍家学，然不泥古，咸炘补槐轩后天之说，皆见“法古宜今”之智。刘沅六十以后连生八子，长子松文、三子椅文皆中举人。公捐馆后，刘沅逝世后，先由刘芬代理摄教，后传与刘松文，松文短暂主理刘门事务传与六子刘梖文。

第二代刘梖文（1842-1914）

刘梖文，字子维，行六，中书科中书。承庭训掌教刘门，蜀中负笈者云集。创守经堂刊行《槐轩全书》，立十二学堂、崇德书屋诸庠序，更著《圣余医案》四卷，于医道先天则重肝肾；后天则重脾胃，而治病一以调和四隅之偏，同归中土为准。

第三代刘咸焌（1870-1935）

刘咸焌，字仲韬，孙辈行十五，光绪举人。后改明善书塾为尚友书塾，弦诵几十年，门墙桃李逾万，蔚然成蜀中学术渊薮。兼行养老、育婴、施粥、义冢诸善举，使槐轩“推仁及物”之训践于当世。著《读好书斋诗文钞》。

第四代刘咸燡（1876-1947）

刘咸燡，字晦愚，孙辈行十七，附贡。主尚友书塾多年，课徒不辍。著《拥书楼诗文存》，书画俱佳，至今艺林珍若珙璧。

第五代刘伯谷（1930-2022）

刘伯谷，字恒蓺，止唐先生曾孙，执教杏坛四十春秋。晚岁整理《槐轩全书》《推十书》出版，使先代遗编复现全璧。耄耋之年犹往来成双，讲学不辍，其讲稿《祖述槐轩》，承先圣绝学于将坠之际。

博雅君子刘咸滎（1857-1949）

刘咸滎，字豫波，号豫叟，孙辈行五，光绪拔贡。历主存古学堂、华西协合大学等教席，门生遍蜀中，李劼人、郭沫若等皆执经问业。工诗词书画，著诗文著作多种，列“成都五老七贤”。

旷世奇才刘咸炘（1896-1932）

刘咸炘，字鉴泉，号宥斋，孙辈行廿四。总角即显异禀，日诵万言，弱冠已通四部。承槐轩复性之学，兼采实斋文史通义，言“人事学”。著《推十书》二百三十五部，会通天人，蒙文通叹为“五百年来一人”。主尚友书塾多年，培植门生众多。亦任教国立成都大学。

自叙示子

刘止唐撰

愚幼羸善病，自孩提至弱冠，频死者数矣。十八岁，游庠。二十一，选拔明经。次年即失怙。家贫，母劳困遘疾，素无材艺，以训蒙为生。思圣人已往如生，惟赖遗书，苟有所得，当不至如耕者之馁。廿五，登贤书，三试春官，荐而不售。兄芳皋，丙辰获隽，入词馆。愚下第归乡，私幸兄居京邸，从此北上甚便，未尝作退休想也。紫柏山遇静一道人，谈修养之道，讶其与吾儒同。道人惠道德经注，系纯阳子作，益疑方外假托多多。归来，二犹子殇逝，邻人侵越先茔，母痛孙忧，愤病益剧。愚亦疲惫殊甚，如七八十者，恐不及终母之养，药饵罔效。忽道遇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老人曰：“人身自有长生药，尔知否？”曰：“不知也。”老人曰：“先天虚无一气，天之所以为天，即人之所以为人。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歧而视之，是以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理不明，而却老独在神仙。尔返而求诸身心，可也。”予拜而受教，荏苒八年。甲子初夏，老人辞去。愚亦稍有所知，乃益励修存，自隐微以暨于酬应万端，惴惴不敢或苟。乙酉，部文截取，以知县用。在京数月，当得天门县知县。念捧檄愿违，改授京职而归。丙戌，长子芗林忽殇。次年，得尔松文。至八十，生八儿，忽忽今将九十矣。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早归大暮。野云老人，隐君子也。人生在天地气化中，修短丰啬，前人谓为气数之命，无可如何。而不知圣人以守身、诚身之学，教人补造化之穷，不留缺憾。所以至诚尽性，而尽人物之性，参赞化育。自先儒误解，谓道难知，圣人为天授。儒者拘守其言，事天立命之道，竟无人知。愚老矣，已注释四子五经，大抵不外守身、诚身二义。守身、诚身，俗云保养、作善。酒色财气，及凡伤生致疾之事，自少弗为，而不延年者，寡矣。致中致和，内外交修，至于纯一，而不能修齐治平一贯之者，寡矣。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孔子曰：“不诚乎身，不能事其亲。”圣人事亲事天，其义如斯。曾子战战兢兢，吾今知免，固兼守身、诚身而言，岂但不毁伤哉？愚一生无状，惟于圣学稍有所得。今发明圣经，亦不敢示人。第望尔等实践守身、诚身二事，以全天理，以永先泽而已。

宥斋自述

刘咸炘撰

诸生欲吾为三十自述之文。学未成，无足述也。亦姑言之以备一堂授受之格式。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即在此。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之曰“人事学”。其范围详于《一事论》中，而最重者为遗传、土风、时风，要之为气质与风俗而已。率性之谓道亦可曰化质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亦可曰化俗之谓教，性道同也，质俗异也。化非变也，因而正之也。因者观变，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观变而后用中，此其方法也。所施者子与史，于子知言，于史论世，已详说于《中书•学纲、认经论》、《道家史观说》中。所论遍及四部群书，初得实斋法读史，既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

即以吾法自论其得于土风遗传时风者，华夏南多水，其风柔文；北多山，其风刚质。而蜀介其间，蜀之北多山，其风刚质，谓之半秦；东多水，其风柔文，谓之半楚；而中部平原介其间。吾论学兼宽严，不偏于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于南之琐而流动。论文则欲合刚柔文质。又蜀中学者多秉山分阻险之气，能深不能广，弊则穿凿而不通达，吾则反之。专门不足，大方有余，殆平原之性欤？先考盛德温良恭让，虽疏者无间言，吾生母则刚直。故吾性怯于抗争，惟恐忤人，有过于徇情之失而又时卞急暴气，乃至事亲不能柔声。惟好读书，多默坐，故此病少见。而急性内抑，乃形成阴郁，颇似俄罗斯人之具矛盾性。其不同者，柔多于刚耳。至于时风，则可谓无与幼受庭训，弱冠从兄，未尝就外傅，根本未坏父兄之恩也。枝叶之学所谓知者，则皆出独求，未奉教于耆硕，无讲习之友朋。以是无广益，亦以是不受俗习。若上下古今合过去之人而较其位置，则有可言者。求知之学，近三百年可谓大盛，然多征实而少发挥（实斋先生语），多发现而少整理。实斋先生虽长于统纪，而无根本之识。又见闻未广，其时征实发见亦未造极。今则其时矣，惟圣道足其条目，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以合御分，以浅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然“人事”二字范围至广，非一人之力也。拥彗清道，与来者以简便而已。文字虽多，只敢安于讲习，不敢谓著述成家。其差可自信者，不肤衍陈言，不离宗本云尔。倘云某氏之学，绝不敢当；某人之言，或不为忝。

乙丑十一月二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