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薛已，是在秋分后那个深夜，夜虽已深，却仍有几分燥热，我还在伏案敲键盘，为中医读书会做准备，准备以时间为轴线，溯源阳痿的中医诊治。与薛已的相遇，是他对王纶医著评论，王纶为明代医家，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政绩颇著，因父病曾留心医药，常于公余兼为民疗疾，著有《明医杂著》，为综合性医书，在男子“阴痿篇”中，打破以往常规从肾论治阳痿的思路，认为郁火亦可致痿，其书有云：“男子阴痿不起，古方多云命门火衰。精气虚冷固有之矣，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经云壮火食气，譬如人在暑热而倦怠痿弱，遇冬寒而坚强也。予尝亲见一二人，肾经郁火而有此症，令服黄柏、知母清火坚肾之药而效，故须审察，不可偏认作火衰也。”而薛已在后面写了一段书评：“愚按阴茎属肝之经络。盖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则森立，遇酷热则萎悴。若因肝经湿热而患者，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导湿热；若因肝经燥热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而自安。”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书评非常重要，突破前人从肾论治的局限，从病因、病机及方药完整阐述从肝论治阳痿，仅此而已。

故事却因为一个点评而继续，读书会如期举行，源于中医功底菲薄，讲的很艰难。赖老师一番鼓励，继续精彩点评，正是他的点评再次提起薛已，继续相遇的故事。赖老师提出为什么薛已在一片补肾治阳痿的红海中，能有突破之举，提出从肝论治，而且是使用龙胆泻肝汤从肝经湿热论治，这得熟悉薛已才能对此有深层次的认识。中医治疗阳痿，从先秦两汉时期到两宋时代，补肾论治为主流，这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百姓勉强果腹，病阳痿者多以肾虚为主。然薛已非常人，为明代御医，所遇病阳痿者，多为达官显贵，平素多食肥甘，滋生湿热，故所遇之人多湿热，病人为医生的老师，才有薛已对于阳痿治疗的突破。

赖老师的点评顿时勾起我几分兴趣，了解那个几百年前提出从肝论治的薛已。薛已世代为医，其父为医且是明朝太医院院士。薛已继承父业，深得家传，19岁已是太医院院士，24岁升任吏目，27岁升御医，32岁任南京太医院院判，43岁从南京太医院院使退休。明清时期的太医院设置分为五级，最高为院使（五品），其次是院判（六品），再次是御医（八品），接下来才是吏目（九品），最后是院士（不入流）。太医院等级森严，晋升比现代晋升职称难得多，升职非常困难，只有通过理论及实践考试且上一级出现空缺时才能升到更高一级。而薛已弱冠之年已是院士，中年急流勇退，从太医院大佬之位退休。薛已的医术获得官方认可，深厚中医理论，常所面对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其病阳痿与百姓有异，多从肝经论治而获良效，所以薛已才突破性的提出从肝论治阳痿。如果只知道薛已从肝论治阳痿，却没有从医者的身份及所处时代来探索每次医理突破的深层次原因，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所以古人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诚不欺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