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故天津名中医中，有一人非一般名医可比。此人上过洋学堂，懂英文，学的是采矿冶金专业，如果不是继承父业，他会成为采矿业或冶金业的工程师，甚至可能成为旅居国外的华裔科学家，这个人就是杨达夫。

杨达夫，名焕文，以字行。江苏省泰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如侯，为清代举人，不仅长于国学，且精歧黄之术，与丁甘仁、张山雷、张锡纯同为当时中国四大名医，在中医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杨达夫1915年考入山西大学采矿冶金系，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拔去美国留学深造。毕业后，先后任山西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因用非所学，决定随父学医。由于自小对医道自幼耳濡目染，已具根基，故几年后即有所成。1924年在太原悬壶，医名渐著。被如侯先生下属推荐为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并任编辑工作。

1928年秋，时华北地区名医陈曾源正在天津从事中医的传习工作。1930年，陈成立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所私立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是经当时天津教育局、天津社会局批准开办的，培养出了不少名医。1936年到1937年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时，对开业医生进行考核发放开业执照，颁文规定凡在国家立案学校中学习期满三年以上者，可免予考试。因此当时凡持有天津中医传习所毕业证书者，均免试获取了开业执照。杨达夫来津时，陈泽东的中医传习所还未开办。但是作为当时天津中医会会长的陈泽东不断搞些现在看来是学术讲座类的活动。于是张锡纯先生便介绍杨达夫与陈泽东相识，并请他在学术讲座上演讲中医理论，听者十分欢迎。杨因此也受到陈泽东的厚待。张、陈二人力邀杨来津开业。于是杨达夫决定辞去山西职务，在津执业。1928年，天津卫生局举行第一次中医考试，杨即被聘任为考试委员，又任处方审查委员、处方鉴定委员。1930年起在天津法租界窦总领事路（现长春道）祥云里开办诊所行医。行医之余，先后整理刊行了如侯先生遗著《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温病讲义》、《五色诊勾元》、《医学新论》等。这些书，多参合西医学说及其他自然科学内容，刊行后，风行一时。欧美日本学者也多有函购，影响甚广。

1935年杨达夫到山西指导公署任第二处处长，主管教育、实业事务。当时日军已侵占了我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中日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在这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杨达夫又回到天津重新开业行医。此时是1937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改善，杨氏的诊务繁忙，收入丰裕。由于知名度高，邮电系统和银行系统也经常聘他赴诊。1954年，政府号召中医参加医院工作，杨达夫积极响应，毅然放弃个人开业和丰厚的收入，应天津市卫生局的邀请到天津总医院，开始了天津市第一个中医进入综合性大医院的建科工作。杨任中医科主任。

杨氏有感于旧社会中医的艰辛，感激党对中医事业的重视和关怀，渴望着祖国医学的兴旺发达，为建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当时中医进入综合性的大医院，是前所未有的事，尚无借鉴的经验，一切均需从零开始。杨氏凭着丰富的阅历和在中医界的威望以及振兴中医的热情挑起了这副光荣而又艰巨的重担。在建科之前，总医院先请进了刘云鹤、武实斋、孙振扈几位针灸医生开设了“针灸门诊”。后在党委书记孔庆祥的支持下，杨达夫又先后邀请董晓初、邢锡波、杨浩观、田效诚、赵恩俭、王松延、陈志敏、阎伯五、王士相、张彦钊、梁宝玺等名中医进入医院工作。

建科后，除门诊外，还需要建中医病房。于是杨会同医院请来的西医专家石毓澍、朱德民等建起了中医病房。制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开创性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后来成立的天津中医医院以及综合性大医院的中医科均有所借鉴。其所制定的中医首次病程志的书写格式也延用至今。此病程志突出了中医的特点，也为其他中医医院所采纳或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

杨达夫为总医院创造了两个全国之最：在全国综合性大医院中最先成立中医科；在全国综合性大医院中最先建立中医病房并实行科住院制。由于这两个之最使当时的天津总医院中医科全国闻名。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南到云南、贵州，均有前来就诊者。同时也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务人员。可以说，杨达夫所在的时期，是20世纪50—70年代总医院中医科的鼎盛时期。

1956年，天津总医院改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除医疗外，还担任教学和科研任务。在医疗方面，中医科日门诊量达三百多人次以上，病床发展到三十多张。教学方面，除担任天津医学院的中医教学外，还担任“西医学中医”的教学任务和中医学院毕业实习、外单位进修人员的培训任务。在科研方面，开展了中医医学理论、癌瘤、肝硬化、肾炎、哮喘、糖尿病、小儿疾病等多项科研工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1958年，杨氏领导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受到卫生部的嘉奖。

杨达夫治学严谨，遵古而不泥古。由于他上过洋学，学的是工科，更是以开放的思想来对待祖国的医学遗产，故而在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颇有建树，其主要方面为：

一、重视《内经》但不拘泥

杨氏学习研究中医，遵从父教，以《内经》为基础，所得甚深，但不泥古，而是灵活运用《内经》之原理。遇病需随证化裁，不可拘于一方。20世纪30年代杨氏整理刊行其父如侯先生的遗著《灵素气化新论》得张锡纯先生赞：“以中法明气化，当读先生之《灵素气化新论》。”

二、祖国医学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杨氏虽为中医，但无保守思想和门户之见。早在学生时代，即注意观察时事。当时海运已开，欧美文化、科学技术已输入我国，杨氏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易于接受新事物，认为非研究科学不足以禆国计而利民生。因此，对西医及其他科学如电学、化学、物理、机械等都进行过学习与实践，并能将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获益良多。

杨氏认为，西医最大的特点是能将各种最新的科学成果及时地引用到医学上来。在这方面，祖国医学应该向西医学习，西医可以引进的科学技术，中医也完全可以引进。因此，杨氏在临床实践中，无论是确定诊断，还是检验治疗效果，除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以外，都力求应用各种科学检验方法，以求得确切的印证。

1956年，国家卫生部在全国开设了“西医学习中医”六个试点班，天津即是其中一个。两年后，即取得了一定成效。1958年，卫生部党组总结了试点班的经验，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毛泽东主席对报告进行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同时肯定了试点班的成功经验，强调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重要性。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卫生部的指示，大力开展“西学中”的工作，天津市卫生局首先成立了由知名度较高的老中医参加的“中医教育研究委员会”，杨达夫先生即被聘请为委员。从1956年杨达夫先生参与的第一期“西学中”班到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杨氏共参与了三期“西学中”班的教育，培养了345名“西学中”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37名外埠学员。杨氏以他渊博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博得了学员的爱戴和崇敬。

从1956年起到1966年12月底辞世，杨达夫先生一直在指导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和研究工作，指导“西学中”的医生以中医的温热学说治疗急性传染病，开设了中西医综合治疗病房，并兼任天津南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地)顾问。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达夫先生即享誉华北、平津一带。1949年后，又在天津先后担任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学术研究会主委等职，是天津乃至全国最负盛名的中医大家。但他始终保持谦恭谨慎的风范，一生以医济世，两袖清风，其高尚的医德和人品始终激励着医界同行和后人。

他严于律己，每天准时上班，决不迟到。对工作一丝不苟，病历要求书写的整洁规范，处方要求字字清楚。杨达夫先生为人十分谦恭，从不妄议他人长短，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这种精神，在学界难能可贵。故而很受人们的敬仰，不仅中医界敬仰他，连西医界也敬仰他。杨达夫先生廉洁奉公，从不接受病人的馈赠。杨氏平生只收一徒，那还是天津市卫生局根据他本人的意见，指定的杨氏学术思想和临床技术继承人。杨达夫先生对弟子周德湘严而有爱，寄予厚望。周德湘也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他学习刻苦，聪明颖悟，白天随老师临床医诊，晚上挑灯抄录文稿、医案，终得杨氏衣钵，不仅继承了乃师的医术和学术思想，而且继承了乃师的高尚医德，一样地淡薄名利，不事张扬，潜心于学术，潜心于患者，治愈病人无数，终成一代名医。

1956年8月，杨达夫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1958—1979）、天津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常委，天津市第三、四、五、六届人大代表，河北省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66年12月20日，一代名医杨达夫故去，享年69岁。

一代名医杨达夫，倾心祖国的中医事业，为其贡献了一生。不幸遭遇“文革”动乱，未能长久于世。所幸后继有人，一代名医培养造就了新人，又成为一代名医。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得以继承和发展，使中医这朵祖国文化遗产之奇葩更加绚丽多彩。杨氏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