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任应秋先生有“三同”之谊，同窗、同行、同党也。任老是我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求学时的学长，此为一同；20世纪40年代，重庆周福生先生创办《华西医药杂志》，聘请任老担任主编，总理其事，我被聘为“特约编辑”，故时有书信往返，切磋探讨得益甚多，此为二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都曾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