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王焘，唐代（今陕西省郿县常兴镇车圈村王家台）人，生于公元670年 ，卒于公元755年。是唐代的又一位著名医家，其著作《外台秘要》颇为后人称赞。博采众家之长，在《外台秘要》中，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60部之多，差不多所有的医家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他论述的对象，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

《外台秘要》，方书。四十卷。唐.王焘撰于公元752年。本书汇集初唐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全书共1104门，均先论后方，载方6000余首。卷1～2为伤寒；卷3～6为天行、温病、疟疾、霍乱等；卷7～20为心痛、痰饮、咳嗽等内科杂病；卷21～22为眼、耳、鼻、齿等五官科疾病；卷23～24为瘿瘤、痈疽等；卷25～27为痢、痔、外阴诸病；卷28～30为中恶、金疮、恶疾等；卷31～32为采药、丸散、面部诸疾；卷33～36为妇儿疾病；卷37～38为乳石；卷39～40为明堂灸法。

本书收罗宏富，内容广博，书中引录各书均详细注明出处，保存大量唐以前医学文献，为研究中国医疗技术史及发掘中医宝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考察依据。

生平简介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

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于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于天宝间（742-755年）贬至房陵等地，正值当地疫瘴流行，王氏以熟谙医方自疗之法而幸免，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自此更发奋搜集医方，计得五十六家。取其精萃效方，删去糟粕无用之方，所谓“损众贤之砂砾，掇群英之翠羽”，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

王焘于《外台秘要》序中自称为“唐银青光禄大夫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上柱国，清源县开国伯王焘”，可见，其时为任邺郡太守。

轶事典故

唐代时期，宗教迷信思想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宿命论和巫术害死了不少人。为了战胜愚昧和迷信，王焘立志总结我国医学成就，编医书，救民众。当时有人说：“阎王叫你三更死，不可留人到五更。生有时辰，死有死地。”王焘反驳说：“人之所以生病，大多是饮食无节制而伤脾胃，纵欲过度而伤元气；外感风邪而生寒热等。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怎么能说是阎王早就定下来的呢。只要注意保养，有病就医，人的寿命完全是可以延长的!”他一面进行反迷信宣传，一面悬壶济世，很快得到了人们的信任。

其在自序中有言：“又谓余曰∶禀生受形，咸有定分，药石其如命何？吾甚非之，请论其目。夫喜怒不节，饥饱失常，嗜欲攻中，寒温伤外，如此之患，岂由天乎？”

依此可知，王焘主张“我命由我”。

关于“外台秘要”之称

孙兆谨在较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开宗明义：“夫外台者，刺史之任也；秘要者，秘密、枢要之谓也。唐王焘台阁二十余年，久知弘文馆，得古今方，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集成经方四十卷，皆诸方秘密枢要也。以出守于外，故号曰《外台秘要方》,凡一千一百单四门，以巢氏《病源》、诸家论辨各冠其首，一家之学，不为不详。”又云：“王氏为儒者，医道虽未及孙思邈，然而采取诸家之方颇得其要者”。再云：“王氏编次，各题名号，使后之学人，皆知所出，此其所长也。”

王焘在《外台秘要方》序中叙述道：“余幼多疾病，长好医术，遭逢有道，遂蹑亨衢，七登南宫，两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亦合外台秘要之本。

程敬通在重刻《外台秘要方》序道 ：“独刺史王焘先生，前居馆阁二十年，采摭群书，汇成方略，上溯炎昊，下及诸家。《伤寒》一遵仲景，发论率冠《病源》，虽置针法不言，而大唐以前之方《千金》则居多焉。卷凡四十，方余六千，盖集医方之大成者。题曰《秘要》，要也。”

（程敬通，明清时人，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医疗实践和学术成就在当时的江南地区享有盛誉。）

王焘《外台秘要方》自序

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近代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数家，皆有编录，并行于代，美则美矣，而未尽善。何者？各擅风流，递相矛盾，或篇目重杂，或商较繁芜。今并味精英，钤其要妙，俾夜作昼，经之营之，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皆出入再三，伏念旬岁，上自炎昊，迄于圣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不愧尽心焉。

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故鸿宝金匮、青囊绿帙，往往而有，则知日月所照者远，圣人所感者深，至于啬神养和、休老补病者，可得闻见也。余敢采而录之，则古所未有，今并缮缉，而能事毕矣。强调“精究病源，深探方论”的作用。

王焘并非不是一个经方家，其临床水平也相当高。他并不仅仅是辑录前人药方，而是身体力行地应用经方，常常在一些方后加注此方的效验。王焘的亲眷在贬滴房陵迁转到大宁的途中“冒犯蒸暑”，“染瘴婴病，十有六七”，幸亏他记下了一些药方，“赖有经方，仅得存者”治好了家人的病。又例如：茱萸煎方后注云：“奉车都尉陈盖试有验。”《近效》烧盐通一切气尤疗风方后注云：“韦特进用之，极效验。”诃梨勒丸后注云：“礼部萧郎中处得，云自服大效。”

王焘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皆出入再三，伏念旬岁，上自炎昊，迄于圣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不愧尽心焉，而撰《外台秘要》四十卷。今世之人当珍之宝之，继承此书遗产，研求践行，以提高医术，普惠大众。

《外台秘要方》较刻

公元1069年,本书曾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刻。1640年又经程衍道校勘,1949年后有影印本。

《外台秘要方》撰成时期，正值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历史阶段。虽然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公元752年前后，或者说唐至五代，书籍产生的方式主要还是依靠书写。正因如此，此书在宋代流传不广，世人鲜知，也可以说到了濒于失传的地步。

校正医书官孙兆奉旨校正，经仔细校勘整理的《外台秘要方》，由校正医书局修写进册，奉圣旨镂版施行，才使濒于失传的《外台秘要方》得以流传下来。宋人王应麟云：“嘉祐间，命掌禹锡等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后涉太学十余年，补注《本草》，修《图经》，而《外台秘要》、《千金方》、《翼》、《金匮要略》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明程衍道初刻及重印：《外台秘要方》一书自南宋复刻至明代中叶，未闻有重刻者，直到明崇祯十三年（1640），才有程衍道氏本问世，为《外台》的流布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外台秘要》对于传染病防治的重视显而易见。笔者从大卫生的高度认识疾病，就伤寒、天行、温病、疟疾、霍乱等疫瘴对人类威胁较大的传染性疾病做了详细总结，将其放在卷首，共6卷64门，内容丰富，论述详尽。《外台秘要》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千金要方》，引经据典，对各种疾病的机理、治则、方药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学说，更是开创了中医史上对传染病防治的先河。

《外台秘要》对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首先，突破了六经辨证模式，提出了“精究病源，深探方论”的主张，确立了“病的方矢”的治病原则，非常符合临床逻辑思维的规律；第二，重视“内因致病”在临床实际中的应用，探索心理因素在疾病转归中的作用，合理处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关系，打开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新局面；第三，增强心理治疗护理、围产期护理，把妇产科疾病的治疗推向一个新阶段；第四，把眼科治疗纳入医学体系，尤其是关于倒睫和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在当时非常先进；第五，医药分设，初步孕育了中药学的雏形，建立了药物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奠定了药物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