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少甫(1876--1957)，贵州遵义人，世代业医。少年生活于清末，列强入侵，民生多艰，怀有救国之志，早年参加推翻清朝活动，与孙中山先生同学，曾一度避难日本，回国后得肺病，于上海经西医针药治疗，经年罔效，于是返回贵州，梁母马氏精通医学，医治数月后遂得痊愈。梁少甫叹服中医之效，于是放弃政治，一心深研歧黄，行医济世，又得其母马氏精心指导，学识大精进，1911年开业行医，擅长治疗肝病，1927年，到上海行医，以肺病、肝病、肿胀等证而名声大噪于上海，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中包括废止中医之办法，以达到中医消亡之目的，为防止被废止，中医界采取了组织社团、抗议请愿等多种措施进行抗辩，其中梁少甫被推为贵州省代表，积极参加抗争。1936年6月，民国中央政府筹建各省中医馆，委派梁少甫、陈祝尧、萧朗先等11人为贵州国医分馆筹备员，同年9月17日，由中央国医馆委派，馆长为王澂莹，副馆长为牟贡三、梁少甫。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成立，被聘为馆务委员，嗣又聘任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部顾问医师。1957年9月，受凉后感冒，肺病又犯，仍坚持工作，病情加重，面足浮肿，终因心力衰竭救治无效而死，时年81岁，子10人，女2人，均不业医。

陈思和、龚向群编《中华学府随笔·走近复旦·剑岚先生》：“有一次，一位教授(记不得是不是孙寒冰了)的夫人先兆流产，请来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妇科国医诊治。那位教授把国医开的药方给吴先生看，问他觉得如何?吴先生口虽不言。心里却想：这样的药方我也能开，未见高明。果然，服药无效。这时，有人介绍一位姓梁的医生，先前是官场的人物，后来到上海作寓公，行医度日，据云医道极高。吴先生陪同前往问病。只见他所开处方药量极大，竟参不透其间君臣主使为何这样配伍。几剂药服下，奇效立见，吴先生深感钦佩，便兴了拜师的念头。拜师的经过，直似三请诸葛的戏文，直到第三次登门，这位梁少甫先生才肯接见。经过一番考问，并要吴先生立誓，未经梁氏允许从此不许给人看病开方，不许说是梁某人的弟子。吴先生一一允诺，这才正式行了拜师礼。此后每周几次，他到梁氏家中随他诊病，遇有疑难，随时请教，直到淞沪战起。随着战事的蔓延，复旦大学内迁，吴先生也随校到了重庆。战时的生活是艰难的，他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家室的拖累使他不能再信守当初的诺言，何况梁少甫先生又远在孤岛上海，无从请示。因此，教书之余，他又开始悬壶行医，以补贴家用。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重又随校回到上海。吴先生立即找到梁家。少甫先生卧病在床，听吴先生讲了不得已违背师命的苦衷后，不曾有一句责备，只是伸出手来，说：“你给我开副药。”吴先生知道这是老师在考校他，便沉心静气，望色切脉，开出了一张药方。梁先生看后微笑点头，说道：“从今天起，你可以给人看病了。”由于老师卧病，他每周三次去代老师看病，全部诊金都交给老师，以报答教诲之恩。”

张义尚《医药术数诸师友传略》：“但是我有一次阴症伤寒，西药无效，经刘民叔中医师用了一个桂附重剂，真是药到病除。后来又一次伤风咳嗽，由西医治疗，咳剧治咳，咳已而痰涎涌盛，痰重祛痰，痰减而咳嗽转增，如此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改就江湾之中医与刘民叔医师治病，亦效果不佳，致胸胁痞闷，气郁干咳，昼夜不止，缠绵了两个多月。时语文教授吴剑岚先生见我长咳不已，因介绍我去找他的中医老师梁少甫先生求治。梁，潘州人，当时为上海三大名医之一，一般中医治病，诊费不过二角，最多一元二，如陆士谔、陆渊雷等当时名医，而梁之诊费则是三元。但我经治之后，真是如饮醍醐，一剂大效。后来也有一次，都是外面久治不痊，求他着手成春。”